善用電子消費券加速經濟復甦

隨着復工復產的有序推進，本澳經濟活動逐漸回暖，但由於新冠疫情對居民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形成的巨大負面衝擊，消費仍然處於疲弱狀態。尤其是在當前國外疫情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下，疫下本澳經濟復甦很大程度受制於外部需求下滑，因此着力提振內部需求成為當務之急。通過回顧內地及外國相關經驗，本文分析了疫情下消費券發放的經濟效應和社會影響，以期為推動澳門經濟復甦帶來些許啟發。

發放電子消費券相關經驗

在全球大蕭條時期，德國推出了對居民發放的小額日用品券和替代工人工資的消費券，對推動德國市場景氣產生積極作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伊始，美國以退稅和食品券的方式發放優惠券，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救助作用。日本在一九九九年為應對陷入泡沫經濟破滅後的長期低迷，向撫育十五歲以下兒童的家庭、六十五歲以上老人，以及低收入者發放了總額超過六千億日元的“地域振興券”，對消費起到了一定的短期復甦作用。但由於其發放對象多為困難群體，收入消費彈性小，消費券被大量用於購買生活必需品，結果導致消費券帶動作用效果有限。二○○九年台灣為在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發放了達八百億新台幣的“振興經濟消費券”，在短期內起到了刺激經濟復甦的作用，但在消費券政策結束後復甦勁頭迅速衰減。

與以往不同，隨着數字經濟發展，內地新冠疫情爆發後多採用電子消費券代替傳統紙質消費券。全國復工復產，各地政府陸續發放供線下使用的“滿減類”電子消費券振興實體經濟。充分發揮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拉動內需。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有關研究顯示，內地各級政府發行的數字消費券具有見效快、槓桿高、易監測等明顯優勢。建議及早確立方法標準將數字消費券作為常態化政策。以杭州為例，自復工復產以來，杭州共發放了六輪電子消費券，其中包含面額為“滿四十減十元”的小額消費券、“滿一百減二十元”的大額消費券，以及“愛心扶貧消費券”等。基於北京大學和螞蟻金服研究團隊測算顯示，杭州消費券發放中平均一元的消費補貼能夠帶來平均三點五元以上的新增消費。可見，新型的數字消費券可克服以往弊端，對我國消費刺激的乘數效應非常大。

疫情下電子消費券經濟效應分析

根據凱恩斯乘數原理，作為一種刺激經濟的短期政策工具，政府以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擴大公共支出具有乘數效應，可以實現增加國民收入、刺激宏觀經濟的目標。相比於直接發放現金，電子消費券可避免現金發放轉化為儲蓄的可能，更能直接帶動消費行為。通過消費拉動的乘數效應，也可間接起到為中小企業減免稅收的作用。但消費券也會引發替代效應，即居民將消費券用於購買生活必需品，將本應用於購買這些商品的支出儲蓄起來，削弱消費券的發放效果。根據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說，消費者會將未來消費提前跨期替代，因而當期消費券的長期作用有限。

數字經濟發展，電子消費券的產生極大地便利了消費券的投放流程和效率。其次，發放電子消費券不僅可以快速提振消費，更重要的可以通過修復市場需求形成正反饋，帶動上下游產業鏈逐漸復蘇，推動企業擴大生產投資，進而起到幫扶中小企業、穩定就業的多重作用。通過政府在消費市場的投放資源，激發消費者的用券熱情和購買力，將吸引更過商家和中小企業參與其中，形成消費、投資、生產、收入及再消費的良性循環。設置一定使用門檻和抵用率的電子消費券可以提高消費券的乘數效應，發揮消費券的槓桿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替代作用，讓政府以較少的財政補貼撬動數倍的消費規模，拉動消費潛力釋放的乘數效應更為顯著。從行為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滿減類”電子消費券可藉助於消費者損失厭惡的心理，提高消費者參與滿減消費活動，發揮“四両撥千斤”作用，釋放了前期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潛力。

此外，移動支付的發展，電子消費券的使用能夠助推中小企業數字化升級，加快全社會數字化轉型的進程。通過互聯網平台發放電子消費券額能夠最大程度上地覆蓋目標人群，實現精準發放。亦有助於推動電子支付普及，培育濃厚的數字經濟消費氛圍和營商環境。本澳中小企業可趁電子消費券發放的機會，在居民消費習慣升級帶動下加快數字化升級步伐，構建豐富多彩的旅遊消費新業態。在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之後，商家能夠主動利用電子消費券這樣的創新形式吸引顧客、提升銷售業績。電子消費券也可納入智慧城市建設的範疇，與智慧城市建設相輔相成，提高跨境電商的發展，培育經濟新動能。

澳門大學 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