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余英時這位大咖

翻過不少余英時的書，案頭現成的就有《論戴震與章學誠》。余英時比較喜歡思想史這一路的研究，他在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上花了不少工夫。可是在我看來，他的學問，樸學不像樸學，理學不像理學，樸學重實證，重考據，言必有據，證必多例，不下一句空言，余先生做到了嗎？理學重義理，重思辯，探本求源，直欲洞燭並貫通天理人道，余先生有這個哲學修養嗎？他在《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其實也不過是論文彙編）中，大談特談戴震思想，但對戴東原的《孟子字義疏證》並無深究。

當然，余英時在拓寬傳統史學的眼界方面，還是功不可沒的。但是，他在史學領域的實質性建樹卻不如一些僅在學術圈內擁有威望、通俗的名氣卻不如他大的實幹家。

余英時以季羨林中年以後不再寫“專書”譏嘲後者，我覺得很可笑。他對清學是有研究的，他應該知道，清代學者的著述常以“札記册子”而不是“專書”的形式出現，如《日知錄》、《廿二史札記》。理由很簡單，他們的信念是不下一句空言。讀過現代學術專著或按照西方現代學術體例寫過論文的人心裏應該很清楚，這裡面有多少水分，又有多少形式邏輯的強加於人？而且，他在評價季羨林時並未遵照“史實”，簡單說吧，他不懂梵文、巴利文、吐火羅語，如何能對季羨林的總體學術成就作出客觀判斷？

不可否認，余先生的學問不錯，但並不艱深。在我看來，讀懂其著述並不困難，較之康德、海德格爾、牟宗三、金岳霖要容易得多。此外，他的治學家數也不難掌握，較之裘錫圭的古文字學及文獻領域的官制學等專門之學要容易得多。余先生所掌握的外語也不如錢鍾書、季羨林來得多。他的英語應該是不錯的，但這也不算特別，因爲英語幾乎已經成了學界的通用外語。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