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致一位音樂家》

眾所周知，赫爾曼·黑塞是一位作家，甚至是一位畫家；但有誰能否認，他還是一位識見不凡、修養豐厚的音樂鑑賞家呢？試想想，有多少人能像黑塞那樣，在聆賞傅聰演奏蕭邦時，能觸摸到“那是當年華沙及巴黎的蕭邦，海涅及年輕的李斯特所處的巴黎”呢？有多少人能像黑塞那樣，在聆賞傅聰演奏蕭邦時，“可以感受到紫羅蘭的清香，馬略卡島的甘霖，以及藝術沙龍的氣息”呢？傅聰就像柴可夫斯基般的幸運。當年，托爾斯泰聽柴可夫斯基《第一弦樂四重奏》如歌行板的第二樂章時，感動得落淚，柴可夫斯基事後在給托爾斯泰的信中說：“像你那麼偉大的藝術家的一雙耳朵，要比一千雙普通耳朵更能給予音樂家以鼓勵……”傅聰就碰到像黑塞那樣偉大的藝術家。

回頭再讀《致一位音樂家》。黑塞為何說“我可真想親眼見到這位天才橫溢的中國人”？是想證實“這位才華過人的音樂家是否從內心深處領悟了歐洲、波蘭以及巴黎文化中所蘊含的憂鬱及懷疑主義，抑或他只是模仿某位教師、某個朋友或某位大師，而那人的技法他曾一一細習、背誦如流”？此正為黑塞對傅聰更高的期許，他不希望傅聰演奏的蕭邦，是人云亦云的蕭邦，是“舊調重彈”的蕭邦。黑塞要的是“符合我心目中的蕭邦”、“像蕭邦本人在演奏一般”的蕭邦。

上文曾說“傅聰就像柴可夫斯基般的幸運”，但傅聰也確有他的不幸運。儘管一個是大海，一個是奔流，但命運註定黑塞與傅聰無緣相聚。即便“二戰”後歐洲已是一片平和，但黑塞自一九三一年起，便視蒙塔娜拉為勞作歇憩的樂土而少有離開，縱使像到恩嘎丁如此短途的旅行，也是多年才有一遭；而一九六○年代的傅聰，都因巡迴演奏而到處奔波。最關鍵的是，定然是傳送不靈，傅聰延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才在波蘭讀到《致一位音樂家》。嗚呼！黑塞卻早於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就永遠離開他在蒙塔娜拉心愛的樹籬和園圃、玉蘭花和鳶尾花……（二之二）

費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