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邦和李後主

去年十二月，著名鋼琴家傅聰在英國因新冠肺炎去世。前兩天和一位認識他的朋友談起，他說傅聰告訴他，父親傅雷很喜歡把西方作曲家比擬中國著名人物：蕭邦比擬李後主，舒伯特比擬陶淵明。朋友說：“你是唸中國文學的，又喜歡聽西方音樂，傅雷的比擬，有沒有道理？”

傅雷的比擬很有道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評李後主：“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周介存置諸溫韋之下，可謂顛倒黑白矣。”把李後主在中國文學界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一語道破。後主之前，詞是詩餘，伶工娛人耳目之作，並未能登大雅之堂，一般矜式自重的士人，偶然戲作，故無不可，但都不視之為風雅正途。然而，亡國後的後主所有的感情，無不在詞中表達，淋漓盡致，動人肺腑，比諸以前著名詩篇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後來的士人才看到詞的潛質，紛紛以之為言志之具。詞躍登文學殿堂，在兩宋大放異彩，與詩比肩，後主之力也。

蕭邦前，鋼琴小曲在西方音樂界就如中國李後主前的詞，只是沙龍小品，難登大雅之堂。據我所知，蕭邦一生的作品全部都與鋼琴有關，大型作品屈指，甚至只屈一手之指可數：兩首鋼琴協奏曲、三首（其中一首是鮮為人知的少作）鋼琴奏鳴曲，其餘的就都只是小曲：圓舞曲、練習曲、夜曲、瑪祖加(mazurka)舞曲、波蘭舞曲、序曲等等。然而，就只是靠這些鋼琴小品，他便晉身西方音樂史上的頂尖人物，同時又把這些相當於“伶工之作”的鋼琴小品，帶進西方音樂的殿堂，媲美貝多芬的交響曲，把他比擬我國的李後主，不亦宜乎⁈

陳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