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窗的人

“夢想中最好的學校”，或許是個偽命題。把學校兩字置入其他事物，似乎也是無異，例如，夢想中最好的人生。讀着一所民主學校從街頭運動到初建校的整個過程，篳路藍縷，點點滴滴，今天或已不見當初斷水斷電，直接與體制交鋒、充滿衝擊的教學現場，但教育的烏托邦反而成為一種身體記憶。人，到底該如何誠實與正直，成為他自己，那是另一種烏托邦，關於生命自身的詰問。

將學校作為城市基建，“夢想中最好的學校”這樣的命題存在嗎？學生是有權利發想的人嗎？教師是有權利發想的人嗎？我看着澳門一所學校的中學生在校園裡生火備料，打算以賣燒烤給低年級的弟弟妹妹們，來籌備畢業舞會的資金。自由且負責任地使用校園空間的每一個人，會不會讓未來社會的理想樣貌因此被建立、甚至透過孩子們的行動，讓它更清晰、更容易接近？我想說服自己“那不可行”、“校園作為企業管理是私產”、“師生沒有人可以真正對校園負責任”，是的，問題來了。“沒有人可以負責任”的使用規章，讓每一個人都是校園的過客，這些空間，畢竟不是值得我們久留、探索的未知想像之地。將空間使用賦權予師生，意義重大。

我還在想劉旭恭繪本《只有一個學生的學校》，裡面的小孩跳出窗外，現實中有許多小孩跟他一樣，跳了之後就不再回來，窗戶不應該成為生死的界線不是嗎？我想叫喚那些死掉的孩子們，他們理想的學校，就在這裡，那扇窗，就在自己的校園裡，窗外有可以做的夢、可以實踐的行動。現在，只剩下活着的人了，誰來幫個忙，把那扇窗搬來？

（夢想中最好的學校 · 三）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