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幸福與詩的慶幸

今年的台灣書獎，本來有一個奇怪的規定：獎項分為虛構與非虛構兩類，而非虛構類特意點出“詩集除外”。一時詩人們（包括我）大表不滿，後來頒獎機構從善如流，把詩集納入非虛構類評獎。

其實從我所理解的文學本質的角度來說，詩的確是無法界定虛構與非虛構的。

作為一個詩人，當我寫小說的慾望得不到滿足，我會在很多詩裡面運用敘事的模式。而且我很多詩裡面的虛構成分是很重的——一般來說新詩還是以抒情為主的文體，即使敘事也都會是一種非虛構的回憶為主——但我的詩裡面有很多虛構的“前生”的超經驗，我視之為自己的電影夢和小說夢的一個彌補。

目前詩歌讀者的閱讀動機，很多是尋求互舔傷口、惺惺相惜式的，所以非虛構對於讀者的心理認受才有保證。那種所謂廢世代的詩，年輕作者或讀者在裡面都得到一種孤影自憐的快感。我不反對這種快感，但是請不要把這想像成詩的全部，這是詩的很小的一個分支而已。說到頹廢，誰能比得上王爾德、波特萊爾？但頹廢也只是他們龐大的文學裡的其中一個面向。有趣的是，他們都樂於在詩中虛構無數個自我，而不是現在詩的收窄的、孤單的一個小我。

詩本應是不合時宜的，當你的詩突然走紅的時候，你必須要有一種清醒去問自己為甚麼會這樣？是不是我寫了媚俗的作品？小說沒有這麼嚴重的顧慮，因為小說本身的公共性是很強大的——但詩的公共性會是另一種誤會，我們的詩也許會有它公共性的一面，也許它會被某一個運動所引用，但它的價值，不應該只有這種“用處”。

當一個寫作者情不自禁去投合自己的讀者的時候，那是很可怕的。比如說網絡上有幾個流行詩人，他們一直在重複自己，而且有時是一種自覺的重複——因為他知道這樣他收穫的like就會很多，我看不出他們甚麼時候才能夠脫離這個讀者與市場刻意強化了的那個“自我”。

普通讀者的閱讀還是渴望得到共鳴，或說尋找感動，但他們的感動力可能不像作家那麼敏銳；積極的讀者會追求有挑戰性的作品，讓自己的感動能力更加提高，或說讓自己放開一己之悲歡，去領略更多角色的命運。但受電視教育長大的那些讀者則是被動的，他們僅僅熱衷於代入一個自己感到安全的角色。

更關鍵還是科技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改變，比如說臉書。我經常在劃手機看臉書的時候想到，這個那個人我跟他本是不相識沒有交集的，為甚麼我現在連他今天心情不好、昨天怎麼樣等等都瞭如指掌，為甚麼我們會這樣交出自己給別人，別人也這樣交出給我們？

這是坦率、還是一種人類的表演慾望？當這些他人的經驗大量衝擊我的腦海中的時候，我才特別慶幸我不是一個小說家，小說家會忍不住誘惑，想把這一切拿進來寫到小說裡。而詩人，有適時關門面壁的任性。

廖偉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