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詮釋權

香港最近因“警察通例”修例事件，又引發新聞自由議題上的爭議。在新的修例中，所有傳媒代表必須有官方認可，才能獲准在警方封鎖線內採訪，此舉自然令新聞界感到不安。

近年由於網媒發達，在新聞現場湧現不少網媒身影，的確有良莠不齊的情況，要糾正這個問題，只能依靠有關專業團體和傳媒教育機構，若由政府單獨決定媒體的合法性，頗值商榷。

在如此敏感的領域，警方必須和相關專業團體取得共識，切勿過猶不及。有自由的社會，定然會出現濫用自由的現象，可是為防濫用而扼殺自由，付出的代價或更大。

事實上，受確認的傳統媒體也不一定能交出客觀報道，而且有其局限，所受挑戰不少，由此才令傳媒生態默默起變化，愈來愈多記者跳出主流媒體，走上獨立之路，乃是想享有真正的採訪自由，實踐新聞的使命。這類記者在西方世界特別多，而且往往為讀者帶來出色的報道。

香港在專業獨立報道這方面似乎還未追得上，部分網媒以立場先行，政治議程明顯，未有善用自由提高傳媒水平、落實新聞真正的民主化，這無疑是可悲的。多年來，我都是以自由身記者身份在外採訪，深知自由的重要。如果這身份不被確認和尊重，我是很難開展工作的，亦不會寫成多篇調查報道和紀實作品。

事實上，隨着網絡的全球化發展，帶來了網民搖身一變成“公民記者”這現象，正衝擊着傳統新聞產業生態。“公民記者”成為時髦的名銜，備受討論。

每一個社會現象都有正反面向。有傳媒課老師談到“公民記者”的角色時，以新聞“民主化”來形容，我認為十分貼切。媒體在專制國家固然難免是官方喉舌，但民主國家的商營媒體，不也是很容易把新聞詮釋權交給了權貴和商賈嗎⁈

不受官方和企業擺佈的公民媒體，可說是能夠把這種新聞詮釋權交還給人民，落實新聞民主化，而公民社會對他們亦有寄望和託付 。這令我想到○三年美國攻打伊拉克，一位來自阿拉斯加的獨立公民記者Dahr Jamail，他孤身一人跑到伊拉克進行採訪，他的報道挑戰了美國官方和商業主流媒體的論述，為讀者打開不一樣的窗口，讓我們有機會走近真相。

我曾與Dahr Jamail有一面之緣，當時在以巴地區共同面對以色列官方對外國記者的採訪限制，更何況我們沒有大媒體做後盾，有需要用洪荒之力去突破。當時在該地區碰上不少國際公民記者，沒有了傳統媒體的束縛，他們表現得更獨立客觀專業，並以此確立其地位，令我開了眼界。

看來，一直被視為第四權的傳統主流媒體，當名過其實時，便受到公民媒體的顛覆，但當公民媒體未能履行應有的角色時，一樣會遭到淘汰。正所謂有權利必有義務，如媒體享有更多的自由，便不應忘記其社會責任，例如對傳媒操守和道德的堅持。沒有這些前設條件，那便談不上新聞民主化，並且背叛了公民社會對他們的信任。

張翠容（香港戰地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