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蒂斯之爭”：延安時期油畫的現代藝術批評

雖然前述藝術家及作品的有點“不合時宜”，但“魯藝”決定給予莊言等舉辦的展覽支持與認可。從“馬蒂斯之爭”這一事件折射出的不僅是這個展覽本身，且是“魯藝”的文藝政策發展態度。“魯藝”的創立，是作為對外宣傳工具和戰鬥武器，也是出於對知識份子的重視。有文獻記載，“即使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魯藝’的教職員工乃至學生都能享受很高的待遇；除了經濟最困難的一九四二年的一段時間停發津貼外，‘魯藝’師生員工每月都可以拿到生活津貼，而其津貼標準是根據中央統戰部關於高級知識份子的津貼標準等級規定制定的。”①在充分物質保障的基礎和中央文藝政策的支持下，“魯藝”逐漸發展成為一座正規的藝術學院，在提高知識份子的某種優越心理之外也存在一定負面影響，主題性創作存在“大、洋、古”的傾向。②正是由“魯藝”的藝術教育“正規化”、“專業化”甚至“精英化”的趨勢所帶來的“大、洋、古”的傾向，呈現出脫離群眾和現實生活表現的“關門提高”等。

據華君武回憶，羅工柳批評意見激烈：“我作為畫家，不會反對魯藝提高，更不會有‘馬蒂斯之爭’。但作為戰士，我心裡只有‘救亡’二字，國亡了，提高也無用，因此我成為對關門提高傾向的激烈批評者是必然。”③彥涵回憶道：“我在太行山的時候，曾帶領木刻工廠的十三個同志突破敵人的包圍，有四位同志就犧牲在自己的身邊。當時我頭腦中經常考慮的一個問題是，我能不能活到明天，活到勝利的一天。這種情況下，前方宣傳只能是革命功利主義的，口號式宣傳，強調戰鬥性，要求快！這與延安的同志進行藝術創作是不一樣的，當時延安是聽不見炮聲的！”④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及時糾正了思想路線。毛澤東在《講話》中着重論述了文藝事業中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問題，並指出：“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當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⑤對此，周揚在《解放日報》發表長文《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魯藝學風總結報告之理論部分：對魯藝教育的一個檢討和自我批評》，專門提到“馬蒂斯之爭”——有的同志在繪畫主張上“熱烈地愛上了馬蒂斯”這一現象，歸結為當時“魯藝”藝術教育的“糊塗觀念”。周揚在文中說，“魯藝”是一個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要提高是對的，但是卻把提高和普及機械地分裂開來，成了提高、普及二元論，造成了“關門提高”的錯誤；“魯藝”是一個藝術專門學校，注重技術學習也是對的，但魯藝是一個革命的藝術專門學校，藝術性與革命性必須緊緊結合。⑥“馬蒂斯之爭”折射出毛澤東文藝政策產生的時代背景，對於主題性油畫創作的影響是深遠的，這也是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又一次交鋒，⑦隨着這一思想作為作用於整個國家的主流文化形態，其影響力在更廣泛的範圍中得以呈現。

在《講話》精神指引下，整個美術界從題材到手法都一下子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主題性美術創作佔據了文藝主流。畫家們通過手中的筆描繪如延安農民的開荒、春耕、生產競賽、公糧會議、合作社的發展等新主題，“藝術大眾化”的理念被傳達和實現，圍繞着“救亡圖存”這一主題展開，一切藝術活動須服務於國家利益，宣傳抗戰，反過來也促進了知識份子群體的覺醒，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過渡，廣大美術工作者向農村進發，創作一大批反映工農兵喜聞樂見的文藝作品。張仃回憶道：“大多數畫家，都覺悟到在窯洞裡表現工農是不行了。我們的畫室沒有精緻的畫架、畫台，以及從巴黎運來的維那斯和大衛。但這些不是我們此刻必須和能獲得到的，我們的財產是埋藏在大眾生活中間的藝術資源。我們無需再珍貴自己的一些'糊塗觀念'，把空洞的理論和虛名作為裝飾。現在需要真正面向工農兵了，和實際生活結合——下鄉去”。⑧“抗戰改變了社會生活，也把大眾美術運動更往前推進一步。抗戰開始，一般畫報的面目遽然改觀，鋼盔、飛機轟炸，代替了名媛明星和裸體。畫報也從沙發上、梳粧檯邊，落到戰壕中的士兵手裡。青年美術家們，提着顏色桶，爬上高梯，在街頭照壁上，畫起日本強盜的姦淫燒殺。大眾美術運動，才真正開始理論與實踐的走向街頭，面向群眾。”⑨江豐在一次總結會議上發表《解放區的美術工作》一文：“解放區的美術工作，明確地接受了毛主席所號召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之後，有了根本的變化，從一九四三年開始，特別是解放戰爭以來，畫報、新年畫、連環畫、新洋片、牆畫、對敵宣傳的傳單畫，街頭展覽……這些直接為工農兵服務的美術工作，由於它活動普遍，參加工作者多，在群眾中的影響大，就成了解放區美術運動的主要構成部分。……至於油畫、雕塑等，近一二年來，在戰爭已告結束，建設工作成為主要任務的地區，也開始發展起來，並產生了一些比較好的作品，如莫僕的油畫《民兵出征》，王朝聞的雕塑《毛主席胸像》，……解放區的美術工作者的任務，不僅要做到使自己的作品為工農兵看得懂，喜歡看，由此發生一定的教育作用；同時，還需要負起發動和指導工農兵及民間藝人從事美術創作、參加美術活動的責任，使新的美術工作者的努力，在這方面，也已有相當可觀的成績。”⑩ （中）

顧 躍

①王培元《延安魯藝風雲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第卅二頁。

②所謂“大、洋、古”，其典型表現有：文學教學上，突出蘇俄經典文學；戲劇方面，以排演大戲、洋戲爲主；音樂上推出大型的、學院式的創作，如《黃河大合唱》等。

③吳繼金《延安時期的“馬蒂斯之爭”》，見於《鐘山風雨》，二○一○年，第五期。

④周愛民《馬蒂斯之爭”與延安木刻的現代性》，見於《讀書》，二○○五年，第八期。

⑤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

⑥周揚《藝術教育的改造問題》，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九月九日。

⑦上一次發生在二十年代末著名的“二徐”之爭

⑧張仃《畫家下鄉》，見於《解放日報》，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三日。

⑨張仃《街頭美術》，見於《解放日報》，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⑩原載《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紀念文

集》，一九五○年三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