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蒂斯之爭”：延安時期油畫的現代藝術批評
（一）
延安時期美術創作的十三年間，是中國現代美術發展迅速階段；即自一九三五年 十月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吳起鎮（今吳旗縣）至一九四八年三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在陝北吳堡縣東渡黃河迎接革命勝利的曙光止，而這一時期的油畫創作陷入低潮。
“邊區美術一九四一年展覽會”和四二年的“魯藝河防將士慰問團彙報展”的舉辦，將“為藝術而藝術”形式主義色彩的爭論再一次燃燒開來。胡蠻為“邊區美術一九四一年展覽會”而寫的《目前美術上的創作問題》中指出：“……就創作的內容來講，就會生發出以下的疑問：為什麼只看見有大量類似‘風格畫’的產品，而美術家不看見不去瞭解也不去多多地描寫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所顯示的政治意義，如邊區的工農的生產生活與文化生活等等？為什麼在旅行寫生中不去描寫那親眼看見的蒙漢聯歡和八路軍受蒙古人民歡迎的一些事實？為什麼不多在嚴重的鬥爭事實中如八路軍百團大勝、新四軍皖南事變這樣現實中去尋找題材？為什麼‘援蘇畫展’的創作動員不夠？這等等，正表現一個嚴重的缺點——輕視政治命題，偏重自由創作，它的錯誤來源，是由於錯認為藝術和政治是兩回事，是不相干的，是分離的，並由此而發生了‘藝術第一’的謬論，以至於陷入到形式主義學院派宗派觀念的泥潭裡。……因此，美術創作，它不能不反映着社會生活並且有意無意表現着某一階級某種程度上的政治意義。無論是用什麼表現方式和表現方法，只有具體地形象地去表現現實生活中所具有的革命的政治的意義，這才是徹底的現實主義。”①對此，力群持不同意見並發表了一篇《美術批評家與美術創作者——讀了胡蠻底〈目前美術上的創作問題〉之後》，文章中逐一反駁：“在我看來即使是‘風俗畫’吧，只說是用的現實主義的手法，也就不會完全沒有它的政治意義。……因為胡蠻同志還沒有真正的瞭解創作問題，他不但不知道作家對於現實有最感興趣和最不感興趣的一面——比方有的喜歡畫農民，而不喜歡畫士兵，有的人喜歡畫都市而不喜歡畫農村。這是創作者多半都具有的癖好，實在是不好勉強。所以我們絕不能因為魯迅先生不描寫罷工而去責備他。……以上這些意見，是我以這次‘美協’展覽會的一個出品者的資格而提出的，我覺得胡蠻同志機械地強調‘政治’，把‘政治’看成唯一的東西，將會阻礙邊區美術的更加蓬勃的向前發展與多樣化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延安“魯藝”組織“魯藝河防將士慰問團”赴綏德、米脂、佳縣一帶慰問抗日戰士，馬達、焦心河、莊言三人為此舉辦了一個畫展，作品除木刻和速寫外，還有莊言的幾幅油畫及焦心河的水彩畫。該展覽中，可見焦心河傾心於梵高的藝術，古元則喜歡高更風格，這批水彩畫在當時引起了爭議，特別是莊言的類似“馬蒂斯”繪畫風格，引發對所謂現代主義批判的“馬蒂斯之爭”。②羅工柳對於“土油畫”有自己的看法：“我本身就是土包子，從山溝理出來沒有留過洋，當然不會是洋包子。這兩張畫還是比較粗糙的，時間太短，《整風報告》更潦草些。《地道戰》我後來還加了一點工，畫完後我研究了一下倫勃朗的畫法，用透明畫法把它罩了一遍。……二三十年代投入社會革命的藝術家，關注城市比較多，毛澤東的《講話》發表後，形成一個很大規模的關注農村的現象。當時方法比較‘土’，表現的物件本身是農村，也比較‘土’。藝術家與農民的關係確實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是‘打成一片’的。所以這樣形成的一批作品以前沒有，那種樸實的東西，以後即使是再畫農村也很難找到了。情況都變了，再也不可能有那麼多藝術家把生命與農民攪到一起了，這只能是那個階段的產物。我想‘土’可能是概括了這個東西。”③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下，這批油畫不可避免地引發非議。
“魯藝”的《同人》壁報出了一期專刊討論此事，江豐在撰文寫到：“在延安公開提倡這種脫離生活、脫離人民、歪曲現象，並專在藝術形式上做功夫的所謂現代派繪畫是錯誤的。”④莊言則在下一期《同人》壁報上作出了回應：“戰爭生活並不排斥色彩和形式，要是能達到完美的效果，什麼形式都可以採用。”⑤但是他這一觀點被認為是提倡西方現代派繪畫而備受批判，以今天眼光，畫家的油畫寫生表現的是革命聖地，內容積極向上為“主流文化”範疇；例如《陝北好地方》是描寫陝北山村的景象，《美麗石窯山村》表現了幾個農民在山坡上勞作的情景，有鄉土寫實之美。《延安軍馬房》畫的是馬房外戰馬休憩的場景，構圖隨意，色調融合，場面溫馨。《陝北莊稼漢》這幅典型西北漢子的肖像畫，在當時看來畫面缺乏情節性；人物身處的環境也沒有交代，人物思想表達的蒼白無力，作品顯然不符合當時以革命者或農民的審美標準和革命鬥志。
（上）
顧 躍
① 一九四一年八月廿二日延安《解放日報》
② 莊言來到延安時缺乏油畫顔料，就以圖畫紙刷上膠代替油畫布，以煤油代替調色油，在艱苦條件下完成依然散發著煤油味的“土油畫”，“土油畫”的稱呼也是基於此材料使用爲原因之一。
③ 劉曉純整理《羅工柳藝術對話錄》，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卅九頁。
④ 孫新元、尚得周《延安歲月》，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一二四頁。
⑤ 吳繼金《延安時期的“馬蒂斯之爭”》，見於《鐘山風雨》，二○一○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