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了

當我們談記憶，災難必然是最重要的一把尺，度量着生命有過的刻度。例如地震、例如颱風，又或是疾病。那年風災被水淹沒的社區，燈柱上的水位標示已經褪色（這令我百思不解，作為拴鎖記憶又或警示的城市物件，為什麼會那麼快就變色，偉大人物的銅像紀念碑卻發着光永恆長存？又是另話），但洪水卻從未在生活中狠狠褪去，即使上了水閘，狂風來日，雙腳便不斷顫抖、呼吸困難的市民，瞬間便能被打回到事件發生的那天。城市建設中努力營造的社會安全感，為什麼能在一夕之間蕩然無存？是人自以為太大，或是自以為太過卑微所致？

四歲的兒子坐着做手工，一張又一張的紙糊口罩出現在房間，他幫每個布偶安上一張。跟身邊的家長們談起，發現每個孩子都在做一樣的事情。我們彼此嘆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一個小小孩在巴士下大聲哭泣，說着“我沒把口罩戴好，我上不了巴士”，司機先生毫無驅趕之意，只是默默等候着他，無聲的憂傷，在這一分一秒的等待之中。大人已經不再趕着什麼了，班表、載客人數什麼的，都和“正常時期”大有不同了。我們不敢輕言虧欠，好像一說出口，對生活的信心就因此崩解，我們必須表現得比孩子們更不在意。

風一直打着窗戶，我對自己叨念“受風面積如此狹小，玻璃必然不會破裂”，但依舊整夜和街坊一同睡不着。身體記憶比什麼都還真實，風敲窗戶就全身毛管戙的日子、沒有口罩就渾身不對勁的生活，早就展開，人類集體患上了一種與人與自然維持社交距離的強迫症，我不覺得即使瘟疫走了，這種人際症狀就會好轉。

川井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