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經叛道的機會成本

羅欽可的一生，跟蘇聯早期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息息相關。他主張藝術應創新，卻在有意無意之間，遊走在“政治不正確”的灰色地帶，為他的攝影作品，添上藝術以外的歷史色彩。

一九二四年，羅欽可正式開始自己的攝影旅程，負責為當時蘇聯一本左翼前衞藝術雜誌設計和拍攝封面。其早期的作品，大多以拍攝人物為主，對象多為文藝圈內的知識分子。羅欽可其後涉獵電影工作，從中獲得攝影靈感，嘗試不同的拍攝角度，西方文化研究學者，索性將之稱為“羅欽可角度”。這幅《吹起小號的先鋒》，明志意味便甚為濃厚。

“透過攝影，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和情況觀察和認識事物，而不應該像從同一個鑰匙孔，對同一種事物重複觀看。”有了橫嶺側峰的美學感悟，羅欽可摒棄傳統的審美觀，繼而將自己的鏡頭移向社會大眾，以攝影“為人民服務”。一九二八年，羅欽可加入文藝組織“十月團體”，跟一班志同道合的藝術工作者，推廣他們口中的“革命性攝影”，意在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羅欽可的“攝影抱負”，很快便惹來另一個左翼藝術組織的質疑。他們除了批評羅欽可的作品政治宣傳成份不足，更質疑他口口聲聲認同社會主義，自己卻深受西方文化價值觀渲染，甚至明目張膽，抄襲同期匈牙利名攝影師納基(Laszlo Moholy-Nagy)、德國攝影師柏殊(Albert Renger-Patzsch)等人的攝影風格。就連《吹起小號的先鋒》，也被當時的官方報章攻訐，狠批羅欽可將一個青年愛國者的形象肆意扭曲。面對排山倒海的輿論壓力，“十月團體”最後決定開除羅欽可。

所謂意識形態分歧，說白了，不外乎是個人和集體輕重之別。以攝影為載體，表達個人觀點，挑戰固有的藝術形式，一邊高喊支持社會主義的口號，另一邊卻在作品中注入個人主義元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羅欽可要跳出“盒子”思考，本身就已經是問題。一九三七年，他接受蘇聯官方出版機構的任務，遠赴卡累利阿，拍攝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建造過程。作為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點工程，蘇聯動用數以十萬計的勞改犯，日以繼夜修築運河。工程最終比預定時間提前完成，期間造成大量傷亡。同年，羅欽可在攝影路上再次轉向，將鏡頭瞄準舞台和馬戲團的表演者，並聲稱自己往後的作品，應該注入更多溫暖人心的力量。

蘇聯解體後，大量政府檔案解密，當中披露了運河施工過程中極其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勞動條件。在《羅欽可：攝影的革命》一書中，學者納倫提夫(Alexander Lavrentiev)提及羅欽可的日記內容，包括他對史大林時代、尤其對運河工程建造期間草菅人命

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羅欽可仍被蘇聯官方批評為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直至他死後一年，政府才允許他的獨生女在莫斯科舉辦羅欽可攝影展，在作品未經審查的情況下，有意無意地向外界展示西方文化對羅欽可攝影藝術的影響。風物長宜放眼量，真相往往存在於一個銀幣的兩面。從攝影藝術的角度，評估羅欽可離經叛道的機會成本，歷史大概提供了一個跳脫意識形態框架外的答案。

（羅欽可視覺革命 · 二之二）

撰文：杜 然

攝影：Alexander Rodchen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