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主義七宗罪
美國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全國星火燎原的衝突事件，和平示威和暴徒搶掠
“炒埋一碟”，使疫情未見受控的美國陷入另一場政治和社會危機。
一、剝奪人人生而平等的權利
種族歧視乃人類劣根性，有如蛇蟲鼠蟻難以杜絕。種族問題在美國，則猶如風濕骨痛，偶爾返風落雨，必然發作起來，困擾世代的美國人。又譬如說一場世紀大瘟疫。有人同心同德，互助互勉，亦有人思路淤塞，唯恐天下不亂。過去幾個月來，上至美國總統，下至販夫走卒，或對疫情無知，或就抗疫不力，亞裔人士因而無端遭受歧視，刻意讓種族仇恨在社區發酵，對如何團結社會逆境求生，卻又一籌莫展。
格物而後知至。剝開問題表象，繼而探究事情本質，美國種族問題癥結，其實數十年如一日。在此歷史重演時刻，重溫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隻言片語，對當今歐美國家仍有警醒作用。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服刑期間，寫下《寄自伯明翰監獄的信》。澳洲紐卡素大學社會地理學教授保萊(Alistair Bonnet)就馬丁路德金在信中對種族隔離制度的議論，將其中要點歸納，力陳種族主義思想的謬誤，置於現今美國社會的“語境”之下，一點也不過時。
對於受迫害的黑人而言，種族主義之過，在於剝奪他們生而本應享有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天賦人權”是一種關係道德和權利的論述，而關於“人性”(human nature)的觀念和定義，一直是喬姆斯基、李維史托等著名學者的理論重要組成部分。馬丁路德金談論人性和人權的關係，目的在於提醒美國黑人並非天生低人一等，燃起他們心中一團追求公義之火，再將這股力量轉化成民權運動的能源。
二、種族仇恨從個人向社會蔓延擴散
馬丁路德金認為，種族主義帶來傷害和仇恨，必從個人蔓延到社會，甚至現代文明本身。如今全球一體化，世界的距離變得更近，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論述提供客觀條件。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透過網絡迅速傳播，引發蝴蝶效應，促使更多人挺身而出，捍衛公義，反之亦然。
三、將社會道德規範“去菁存蕪”
對種族主義姑息縱容，社會民智必走下坡，尤其當理性討論被偏見和假新聞取代之時，網絡世界便是滋生愚昧無知的最佳溫床。
兩年前，美國《華盛頓郵報》推出紀念馬丁路德金逝世五十周年的專題報道系列，淺析新一代民權運動的未來。為該報撰文的記者韋利(Jason L. Riley)本身是黑人，但他批評，現今從馬丁路德金手上接捧的新生代，只懂得耗費大量精力於謾罵之上，盲目追求政治正確，將一切對黑人的批評標籤為種族歧視，向他們不停灌輸自己是社會受害者的觀念，完全無視馬丁路德金不分膚色，為所有美國人爭取更高的公民待遇的理想，遑論對解決黑人面對的一連串社會問題有任何建樹。
四、種族主義使文明和道德觀念倒退
種族主義建基於偏見與無知，為現代文明和道德觀念構成挑戰。馬丁路德金直指種族歧視違反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教義，違背了美國的獨立宣言和立國精神，包括新教倫理、民主信仰、強調獨立人格的價值、尊重宗教和言論自由、堅守道德規範原則等。
五、種族主義等於不公義
種族主義因偏執而使社會對立情緒發酵，自然會破壞社會和諧，抵觸秉持公義精神的道德法則。對於外界對民權運動滲透暴力甚至犯法的批評，馬丁路德金一方面強調守法精神，另一方面亦指法律有好壞之分，即伸張公義之法和不公不義之法，後者屬於惡法，根本算不上法律。當公民權利不對等，有權有勢的白人以惡法欺壓弱勢族群，自己卻以雙重標準逍遙法外，所謂的法治和社會公義，只會淪為空談。
一九六八年，馬丁路德金發表演說《另一個美國》，以下一段感言，超越半個世紀，似乎仍迴聲蕩漾：“美國無法聽見甚麼？在過去幾年來，她似乎對黑人面對日益惡化的經濟困境失聰。她對自由和公正充耳不聞。她沒有聽到白人主流社會更耽於自身安逸，只求安於現狀，而非爭取公正和人道主義。因此，我們國家騷亂之炎夏，乃因無數個寒冬耽誤所致。”
六、種族主義的負作用：暴力和貧窮
當種族主義墮入惡性循環，必然為受歧視者帶來暴力和貧窮之苦。“弗洛伊德之死”的起因和結果，跟美國過去大半世紀因種族問題而觸發的示威暴亂極為相似，警察執法時使用過度武力無疑是導火線，一九九二年發生的洛杉磯暴動是其中的例子。四年前，英國《衛報》曾就美國警察是否濫用暴力作專題報道，直指警方對黑人存在“隱性偏見”，在執法過程中，黑人疑犯遭擊斃的機率是白人的兩倍。
若將今次事件，跟近三十年前的洛杉磯騷亂比較，除了經濟不景氣、黑人失業率高等因素以外，美國政府長期無心解決問題，積壓多時的社會民怨，再碰上種族仇恨，自然一發不可收拾。上世紀八十年代，洛杉磯中南部地區的居住人口，以黑人和拉丁裔人士佔大多數。當時的美國總統列根以“大市場，小政府”治國，任內大幅度削減社區服務和就業培訓。根據紐卡素大學研究美國歷史的學者候斯頓(Benjamin Houston)的分析，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間，洛杉磯中南部的貧窮率便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
暴動發生後，美國前總統奥巴馬多次發表意見，促請審視警隊執法時使用武力的政策，但究竟還有甚麼“深層次矛盾”，導致美國近乎周期性的種族衝突，口才無敵的奧巴馬始終未發一言。對《華盛頓郵報》記者韋利而言，奧巴馬主政八年，就如何改善貧窮，可謂乏善足陳。他認為現今的美國黑人是否得到更公正的待遇，並非只看美國有多少黑人躋身社會的上層建築，而是政府如何制定有效政策，改善社會貧富日益懸殊的景況。韋利直言奧巴馬無力亦無法收窄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生活差距，相反更拉闊彼此在貧窮差異、購屋能力和工資等距離。
總言之，美國政府長年無心從制度之內解決經濟和民生問題，然後有德薄位尊的特朗普形成的“小氣候”，再碰上疫情前後美國及全球經濟衰退的“大氣候”，最終“弗洛伊德之死”件事，觸動社會低下階層的神經，積壓已久的民怨，便如睡火山熔岩噴薄而出。
七、冤冤相報沒完沒了
對馬丁路德金來說，上世紀六十年代種族隔離政策之過，必然衍生“逆向種族主義”，將仇恨世代相傳，永無休止。譬如說在美國盛極一時的“伊斯蘭國度”(Nation of Islam)，其領袖如以利亞穆罕默德和Malcolm X等人，一直鼓吹反白人和黑人優越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認定所有白人都是魔鬼。馬丁路德金則苦口婆心，勸勉黑人社群自律克己：“我們知道白人世界有太多問題，但黑人亦然。我們不能一直責怪白人，有些事情，我們必須自己承擔責任。”
韋利兩年前在《華盛頓郵報》的報道，點出了民權運動近年在美國遇到的瓶頸，同時提供了另一個思考方向。他借馬丁路德金之口，提醒黑人總不能將所有問題歸咎於白人身上。另一方面，美國的自由派在公民權利和種族隔離等社會議題上，大多口惠而實不至，再多的遊行示威，也無助改善少數族裔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美國長期習慣將問題一併掃往梳化底，以為眼不見為淨，將來再出現類似的種族問題，亦不過是遲早的事。
杜然（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