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大眾化”實踐
一九二○年代首次將藝術與人生、藝術與社會生活、藝術與革命鬥爭的密切關係闡述清楚的是魯迅，他在文章中指出“五四”運動時期“為藝術而藝術”的革命性顛覆的反封建進步思想，同時認為時代的進步促使向“為人生而藝術”、“為人類而藝術”或“藝術的大眾化”這一立場變革的時代價值。對此，國民政府首次出面組織主題性歷史畫創作來緬懷在北伐戰爭犧牲的數萬戰士的英靈，這一官方性質的秉承了辛亥革命精神和“仿效歐洲油畫院辦法”，算是從正面回應了上述時代訴求。一九二七年，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藝術股股長，後任南京《圖畫京報》主編的梁鼎銘應國民政府的邀請，創作了以北伐戰爭中惠州、汀泗橋、南昌、濟寧、濟南、大汶口、歸德等著名戰爭為場面的宏大主題。一九三二年前後，“梁鼎銘的《惠州戰役》、《南昌戰役》、《濟南戰役》、《苗行戰役》與他一九二九年創作的《六二三沙基慘案》①並稱為當時的五大軍事畫（史稱‘北伐史畫’）。”②但不幸的是這些畫作未能保存下來。
抗日戰爭時期，相關抗戰主題創作逐漸活躍，但對於“藝術是為什麼”的追問爭論在現實環境下日益變得尖銳起來。顏退省針對時局大聲呼喚：“藝術是時代的反映，是表達每時代中的諸意識形態，而使普遍的人類彼此獲得精神上美滿的舒適。是鬥爭的工具，是群與群為生活和生存而鬥爭的工具！（如普法之戰畫馬賽之革命歌，我民國十五年北伐之革命壁報等）……目前的時期，究竟是一個什麼的時期⁈我們的寫作，對社會國家民族究竟有了什麼的貢獻？有對普遍的人類，究竟給予了他們多大的精神的滿足？‘九一八’的失地！‘一一八’的浴血！最近邊事的緊急！……美術作家們如不甘後人的話，縱然不出於請纓討賊的舉動（當然抗敵不一定要在前方），至少要盡其本分的職責！直接說：就是轉變寫作的方針！上面說過，藝術是時代的反映；是鬥爭的工具，目前的時期，不可諱言的是‘國難’的時期，國難時期普遍的人群，必需適用反映‘國難’的藝術！可作鬥爭工具的藝術！”③
（三）
朱應鵬在《美術家當前的責任》指出：“時代已經在劇烈的轉變中，不適應於時代的一切，無形中在迅速的淘汰，美術之必由室內畫搬到街頭，已經成為迫切的需要。少數有覺悟的美術家，正在努力向這新的方向前進。……我們所更需要的，乃是進一步地把美術將愛本身的技術，來加入全民族抗戰的陣線，用筆和色的力量，來喚起民眾。……美術家在文化方面，是負了發揚的責任，即不能脫離整個民族的機構，美術家如果忽視了本身對於民族的使命，即是放棄了國民的責任。”④評論家朱金樓在主編《美術家》上發表《關於“抗戰美術”的諸問題》，他認為：“藝術上‘為人生’和‘為藝術’的恆久不決的爭論，到今日已消弱了它時代的意義。……為什麼不讓時代的血和淚流進我們這一代的作品裡呢？為什麼不讓時代的火和光來輝煌我們這一代的作品裡呢？……然而一些‘為藝術而藝術’的人們，卻仍舊為了有人要去考慮藝術在人生社會的價值，和對於時代的關聯而憤慨。這憤慨，無非是一種自私，一種膽怯！”⑤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至次年一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在重慶舉辦“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展出作品一千多件，包括油畫、國畫、雕塑、水彩、木刻、建築、攝影、圖案畫以及部分古代美術品，這是新中國成立前舉辦的最大規模的官方全國美術展覽會。然而，從展覽內容與現實環境，到和民眾的社會生活聯繫均脫離嚴重，國民黨當局的主流文化宣傳並沒有將進步的革命性美術創作納入其中，雖然在爭取和平的主題題材有所呈現，但是西式形式感的手法與抗戰革命的主題並不協調。由於政治現實和意識形態的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藝術為誰服務”顯得尤為關鍵，在大的時代背景下現實生活的體驗和感受很直觀，藝術家的觀念和表現手法以及思想的解放是內因。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前夕，由林風眠、丁衍庸、倪貽德、龐熏琹、關良、方幹民、李仲生、汪日章、周多、趙無極、葉淺予、郁風等十三位畫家在重慶舉辦“現代繪畫展覽”，展出作品八十三幅，具有現代派風格。評論家傅燥北認為畫展的目的：“不但要適合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需要，而且更希望能夠是現代世界的藝術合流。”⑥文章接著評論：“作品的面貌都是以所謂‘巴黎畫派’與所謂‘純粹繪畫’為依據，而注入中華民族的血液的作品。”⑦
藝術家“藝術大眾化”的社會實踐，將“
藝術為什麼”服務的問題推向正確方向，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以及解放區美術運動轟轟烈烈的開展，使美術創作出現了新面貌。（下）
顧 躍
① 原引用內容爲一九二五年創作的《沙基血迹圖》
② 《革命的時代：延安以來的主題創作研究1942-2009》，陳履生著，人民美術出版社，二○○九年，第十八頁。
③ 選自顔退省《中國美術會季刊》，一九三七年一月第四號，中國美術會編輯委員會編。
④ 原載《抗戰與美術》一書的第五章，引自《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郎紹君、水天中編，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三九-四四三頁。
⑤ 引自重慶五十年代出版《美術家》創刊號
⑥ 傅燥北《畫與畫家》，重慶《新民報》，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副刊。
⑦ 同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