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攸關國運

中日關係可追溯到秦代。《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派徐福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仙。徐福尋不到神仙，歸來編出神話，嬴政不疑，再派徐福出海。徐福自忖此次回去斷無生理，便“止王不來”。大陸移民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明，促日本進入彌生時代。徐福在日本影響很大，被尊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按時祭祀，甚至有人說他即首位天皇——神武天皇。日本各地有不少徐福墓，如同楊貴妃墓有數十座，那自然是附會。六六三年“白江口之戰”後，日本更服膺中華文化：六九四年模仿唐長安建都城藤原京；七○一年制定以唐律為藍本的大寶律令；七世紀初至九世紀末派遣隋使、遣唐使十餘次；八世紀開始，中日間佛教交流越發頻繁。

隨歷史發展，中日兩國都面臨西方文化衝擊。一五八七年豐臣秀吉下令禁教，驅逐傳教士。鎖國是江戶時代的外交政策，一六三三年首頒鎖國令，直至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美國海軍軍官彼利（Matthew Calbraith Perry）叩關的“黑船事件”發生。一八五四年彼利強迫幕府簽《日美和親條約》，歸國途中在那霸停泊並與琉球締結《琉美修好條約》。這直接催生出一八八五年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明清禁教，令兩朝錯失中西文化交流的良機。嘉靖三十一年，耶穌會傳教士方濟各 · 沙勿略抵上川島，卻不被允准登陸，終死島上。“黑船事件”發生前十一年的道光廿二年，魏源已在《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口號七字，內涵極豐：首先承認夷是師；其次要放下身段，以夷為師；最終目的是制夷，而非為夷所制。光緒十九年鄭觀應更出版《盛世危言》。“盛世”，是讓肉食者聽着舒坦的門面話；“危言”才是當頭棒喝：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時代巨輪若按魏、鄭設定的航線行駛，大清歷史或是另一番模樣。然大清命運偏在此刻操在慈禧手上，她對政敵毫不手軟，顧命八大臣、戊戌六君子、同光宣三帝，或死或囚或形同虛設；她仿佛唐吉訶德竟同時向八國宣戰，失敗后，出賣拳民，斬殺大臣，溺死珍妃，囚禁弱帝，自己鼠竄西安，子民任人荼毒，留下足令其遺臭千古的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一八八六年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它極大地成功了。此成功，後因發動侵略戰爭而止步，而傾覆。一八九七年是中國的戊戌變法，它徹底地失敗了。此失敗，令中國置之死地而後生，而崛起。一個國家由什麼樣的舵手掌控方向，方能避險前行，從來關係極大。不幸中之萬幸，二十世紀的中國，先有以孫文為代表的民主主義者，以推翻帝制為職志，完成歷史使命；後有中國共產黨率領全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實施“一帶一路”建設，開始實現兩個一百年中國夢的新征程，以更博大的胸懷擁抱世界。

周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