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卡和發放現金作爲經濟措施的差異

疫情初期，特區政府根據經濟、就業、民生等幾個方面的調研，看好消費卡短期內對刺激消費提振內需，穩經濟、保就業、惠民生的經濟工具價值，大膽決策，推出了首次全民發放消費卡三千元，以及後續五千元的定向、定時、定量消費卡經濟措施。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些人關於消費卡不如發放現金效果好的說辭。

經過近兩個月的實踐，政府中期評估報告顯示，估算在產生額外消費下，總體帶來十八億至廿四億元的經濟效益，對穩定經濟作用正面。

圍繞事實，筆者希望以理論和數據爲依據，做點探討。

現金發放作爲經濟手段存在弊端

二戰以來，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幾乎是首次出現統一步調的共同行動：制定抗疫措施，恢復經濟活動，保就業，保民生。

澳門特區政府在本次活動中投入的五百多億元資金，有的放矢，追求精準投放，毫無疑問的成爲了迄今爲止全球優秀的引領者和最佳者。

根據相關資訊顯示，全球各政府出台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總金額已經相當於全球GDP的百分之十。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最新發表的全球評估報告認爲，這些刺激措施或許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樣刺激消費和投資。問題在於很大一部分資金都被直接導入到了銀行的資本緩衝之中，導致預防性儲備增加。整個情況與凱恩斯在大蕭條時期憂心忡忡的“流動性陷阱”有些類似。

衆所周知，疫情的突發而至，迫使各個政府沒有足夠時間去論證，以及傾聽一些經濟學家與所謂經濟學家的意見，而是共同帶有恐慌性的採取了快速決策的刺激措施。儘管措施的針對性和精準度值得磋商，但這些措施卻能夠被許多評論家和官員視為當時的唯一選擇，他們認定如果沒有海量的緊急流動性注入就可能造成大面積破產，企業資本的流失以及更為艱難的復甦之路。

但是，如果像香港政府那樣通過發放現金，而不是消費券的方式，面對當前由於對未來的憂慮和廣泛減少的消費機會之刺激政策，派發的大部分資金可能會閒置在家庭和企業的銀行帳戶中。

例如有資訊說美國銀行在二月至四月持有的超額準備金幾乎翻了一番，從一點五萬億美元上升至二點九萬億美元。相比之下，大衰退期間各銀行所持有的超額準備金僅為一萬億美元。

銀行儲備的大量增加表明迄今為止已實施的刺激政策並未產生多大的乘數效應，顯然並不能擺脫當前的經濟僵局。

消費卡比香港現金發放多優勢

因爲香港年滿十八歲以上居民的萬元現金發放措施未能完成，像上述美國銀行的現象會否有相似之處，筆者不敢妄下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部分資金一定會流入銀行裡。

有觀點認爲，如此產生的結果是，政府現金措施催生出過多的流動性，除了伴隨着很高的社會成本外，還有理由擔心銀行手中多餘的現金會被投入金融投機活動去影響股市波動，而這種波動反過來又可能令不確定性增加的氛圍常態化，進而導致更多的預防性行為並遏制推動復甦所需的消費和投資。由此而來，流動性陷阱和流動性迷局可能出現：貨幣供應大量增加但只有有限數量被家庭和企業所使用。精心設計的刺激措施可能會在疫情受控後發揮作用。

較香港而言，澳門特區政府提早每年都有的現金分享外，發放兩次人均八千元消費卡爲工具，令市民在一定時間內購買各種商品、餐飲和服務，加之消費卡的乘數效應形成了最急需時期的消費和總需求強力刺激手段，這是一項毫無疑問的消費卡優勢。

消費補貼計劃達預期效果

六月廿二日，特區政府發佈“消費補貼計劃中期報告”，其中多項數據顯示，計劃按照政府決策，達到了刺激消費，提升內需，穩經濟、保就業、惠民生的各項預期效果，爲澳門首次使用消費卡這一經濟和民生工具的成效給出了答案，爲給未來消費卡的使用積累了經驗，對政府決策初期，輿論中關於消費卡不如現金效果好、消費卡會推高物價、香港現金發放效果會更好等，在社會一些層面出現過的一些不同意見有所校正。

報告指出，截至六月十五日，已使用消費卡者人均使用額約二千四百八十一元。總交易額約為十四點六億元，共有一千五百六十四萬筆交易，多個行業都能不同程度受惠消費卡，其中飲食業及零售業，分別佔交易總額近兩成四以及七成。商戶場所中，按交易金額計算有約六成三的消費補貼流入中小企。

問卷顯示，居民及商戶對消費卡的使用範圍、每日使用金額上限、使用期限、每張消費卡的總金額等均較為認同，絕大多數居民滿意消費卡的登記（百分之九十七）及領卡（百分之九十六）的安排。

同時，消費卡使用後的五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一○三點○三，通脹率為百分之一點六七，數字均較消費卡使用期前（四月）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不少商戶表示有針對消費卡推出額外優惠，這對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鼓勵作用。

消費補貼計劃除了拉動電子儲值卡的使用外，亦進一步普及了移動支付的使用。商戶安裝的移動支付機具及二維碼合共增加了超過一萬四千部／個。五月移動支付的交易筆數及金額，分別較年初疫情發生之前上升了百分之廿五及五十四。

文 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