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題風波

早前香港的試題風波，牽涉到認知上不少複雜的問題，有繼續探討之價值。

“是否同意一九○○至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這個題目中的四十五年大體上分成兩個階段，亦即一九○○至一九三一年，以及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兩個階段雖然一先一後，不可斷開，但歷史面貌存有相當殊異。

在前一階段，因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打敗俄國，贏得同樣作為東方民族的中國人的尊敬和好感，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能在很短時間內趕上西方，十分值得中國借鏡，於是，日本成為比西方更受推崇的老師，前往日本深造的中國留學生大增。與此同時，日本繼庇護像梁啟超這樣的維新黨人之後，亦半遮半掩（為避免和清廷公開鬧翻）地支持孫逸仙的革命活動，所以，日本對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有間接的貢獻。

然而，民國建立伊始，日本就向中國索取回報，謀求在滿洲擴大經濟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日本利用西方列強無暇顧及遠東事務，借助加入協約國陣營而佔領山東的德國租借地膠州灣，之後便陸續牽引出惡化中日關係的“二十一條”和“五四運動”。到一九二七年田中義一首相開始全面推行對華擴張的國策，兩國關係便進入對抗的前夜。

至於試題後一階段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日本侵華從局部（滿洲事變，一九三一年）到全面（盧溝橋事變，一九三七年）的演進，中國的人命和財產損失無可計算。

因此，中日兩國在前一階段勉強算是良好的師生關係，第二階段則是敵對關係，而人命關天，何況是中國千千萬萬條人命？拉匀嚟計當然是對中國的弊遠大於利，但試題對學生考試之外的影響會有缺陷，要不因後一階段的日本侵華，連帶地對日本前一個階段的看法未盡公允；要不因對前一階段的日本印象不錯，連帶地輕視了後一階段日本侵華的嚴重性。

不過更重要的是，用“利弊”這個詞組來研判這個試題有不妥之處，至少是牽強。在西方思維來說，將任何事情化約為“去感情化”的非利則弊，問題也許不大，但中國人思維就會覺得，對於那段生靈塗炭的慘痛歷史，不是一個簡單的“弊”字可以形容或概括，因而，任何的“利”，不是說無法比較，而是根本沒有同等的份量可以拿出來比較。

話說回來，國人終日因這段歷史而不能釋除仇恨，也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即使日本拒不道歉，我們可以保持批判的說理態度，但是也不應構成繼續仇恨下去的理由，因為仇恨會構成新的傷害因素，亦即所謂冤冤相報也。然而這道試題又走向另一極端，間接產生了輕視重大道德是非問題的後果，同樣不可取。

李炳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