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戰爭凌駕奧運

一九三七年二月，東京奧組委確定將明治神宮外苑競技場擴建。遭到內務省神社局的反對後，國際奧委會主席拉祖爾伯爵專門發電報給日本，要求迅速確定主會場擴建事宜。

拉祖爾一直在替日本承擔着壓力。畢竟東京奪得主辦權讓許多來自小國的奧委會委員心生不滿，而他又是力挺日本主辦奧運會之人，所以更需要日本奧組委有強力保障才能讓他更有底氣。就在當年八月國際奧委會華沙大會上，拉祖爾繼續力挺日本，將一九四○年冬季奧運會主辦權也按慣例交給日本札幌（當時承辦夏季奧運會之前要先召開冬奧會）。考慮到日本已經在當年七月悍然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可以想見拉祖爾是頂着何種壓力在支援日本。

隨着日本走向“舉國一致”體制，各項資源與勞動力都向戰爭聚集，旨在鼓動國民支援戰爭的“精神總動員”甚囂塵上，那麼奧運會這個以業餘選手為主、倡導“自由散漫風氣”的運動會就從香餑餑變成雞肋，甚至成為鼓動日本國民支援戰爭的阻礙。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六日，陸軍省發表“馬術準備中止”公告，意即要求戰爭時期，陸軍軍人不能再出席任何馬術比賽，這就意味着一九三二年洛杉磯奧運會冠軍西竹一不可能出席東京奧運會；九月六日，政治家河野一郎出席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詰問政府“軍人都已經停止馬術準備，國民也必須停止一切運動，此乃日本國民的精華所在，為什麼（政府）沒有這種認識？”於是在當日深夜，日本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不得不向媒體記者吐露“東京奧運會的主辦已是很困難”。（東京的奧運情緣 · 七）

賈大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