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約精神”

澳門劇場自由職業工作者，除了在演出場地以外，還需要兼任學校、社團、社福機構的戲劇導師。在疫情的打擊下，這些單打獨鬥的戲劇專業人員，即使為演出做了一兩個月的準備工作，為學校預留了上課時間、備了課，但在這麼一個頓點下，並不是所有準備工作都獲得應有的報酬。

近年很多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都會邀請劇場團體製作政策宣導劇，在校園中作巡迴演出。打開《澳門戲劇年鑑》，你會發現這類政府或機構出題、劇團製作的校園巡迴演出愈來愈多，形成了一種在文化局資助以外的劇場形態。以二○一六年為例，在劇場內的本地製作一年有六十八個，平均每周至少有一部戲在首演，演出場次由兩場到十場不等。可同時全年合共二十七個於學校及社區的巡演，由政府或機構出題，劇團製作的演出卻佔二十六個，且場次由四場到過百場不等，這類巡迴演出，其實才是接觸澳門觀眾最多的，同時也是很多劇場自由職業者參與的演出。不過不同政府部門、機構對劇場製作的認知存在差距，有些演出以演出場次計算薪酬，演出沒有了，前期籌備、排練及製作的薪酬拿不回；然後在大部分學校眼中，戲劇活動比“閒科”更餘暇性質。有些教學工作也是上一節課有一節課的導師薪酬，“停課不停學”，但戲劇教師停課就停薪了。於是，這些自由工作者，便成為一整個季度零收入人士。

經此一“疫”，有人提出劇場工作需要有“合約精神”，每個工作都需要有白紙黑字、清楚的雙方協定作保障。可是“合約”其實還不過是從範本修改、搬字過紙，然而當中的“精神”卻值得反覆探討。劇場界的關係充滿人情、人脈，即使有合約條文保障，但當問題出現了，大家會否勇於提出？可量化的待遇被保障了，難以量化的創作過程、藝術質量，是否也可以由合約來保障？

（疫情、劇情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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