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十日談》

意大利人文主義作家喬凡尼 · 薄伽丘（G·Boccaccio）的《十日談》，為歐洲文學史上第一部現實主義之作。其通過十位男女分別講述的故事，以抨擊守舊、落後、反動的社會現象，宣揚“幸福在人間”的思想。然而，人們知道，《十日談》的背景，乃一三四八年爆發的“佛羅倫斯大瘟疫”。

在《十日談》第一個故事出來之前，他做了說明。在說明中，薄伽丘把“佛羅倫斯大瘟疫”寫得具體而又細緻，其慘狀令人不忍卒讀或讀之膽戰心驚。在瘟疫面前，人沒有了尊嚴，死者更不用說；而人際關係，則空前的傾頹崩壞。正如薄伽丘無常感慨地言之：“僥倖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裏，把自己關起來，小心翼翼地苟活。”“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我迴避你，街坊鄰舍，誰都不管誰的事；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即使難得說句話，也離得遠遠的。”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不願坐以待斃，家庭富有又受過良好教育的十位年輕男女，才逃遁到鄉間的一座別墅，並相約每天每人講一個故事，既能打發時光，又能避開死神的纏繞……疫情終於過去，他們才一起重返逃遁前的集中地聖瑪利亞 · 諾凡拉教堂，然後一一告別，重新開始沒有憂懼、沒有悲痛的日子。

薄伽丘當然是“佛羅倫斯大瘟疫”的見證人。在《十日談》的“跋”裏，薄伽丘說道：“我花了幾年心血，總算了卻一件心願。”所謂“心願”，就是指他書寫《十日談》。“佛羅倫斯大瘟疫”，直到一三五二年才告消退；而薄伽丘執筆《十日談》，是從一三五○年發端至一三五三年收結。由此可見，薄伽丘又是歐洲第一位把“佛羅倫斯大瘟疫”，以文學創作的形式披露於世的作家。

從一三五三年薄伽丘的《十日談》問世至今，已消逝了六百六十六年，佛羅倫斯人絕對不會忘記那場慘絕人寰的大災難。其實，那場大災難，不僅禍及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和鄉村，還禍及歐洲的許多國家。比如奧地利，我就曾在多瑙河河邊的林茨，瞻仰過黑死病（即指瘟疫）紀念柱；尤其在阿爾卑斯山的小小的哈爾施塔特山城，禮拜過黑死病紀念柱；而在維也納所曾驚歎過的黑死病紀念柱，更是歐洲最大的巴洛克式的紀念柱。歐洲建立數不勝數的黑死病紀念柱，為的是寄託對當年死難者的哀思，更是為把悲慘的過去引以為教訓。忘記過去，意味着背叛；忘記過去，像黑死病之類的災難就會捲土重來！

蘇聯作家亞 · 什提恩在俄譯《十日談》的“序言”中提到，由於舊勢力的反撲，薄伽丘曾想把他最勇敢的《十日談》付諸一炬。倘若不是他的老朋友、著名詩人佩脫拉克的極力勸阻，後人就會永遠失去一面“觸類旁通、鑒往知來”的鏡子。幸哉！

羅維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