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為知音者寫

余行信先生只長我幾歲，但他許多方面都比我高幾個層次：他一九六三年就在湖北大學（現已合併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業經濟系五年制畢業；退休前任原中山糖廠後改稱為中糖集團公司的總經濟師，高級經濟師。一位典型的理工類的高級知識分子，卻同時是一位堅持執着的文學藝術愛好者。文理雙全、博讀不懈，正是時下素質教育想培養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而且，在我看來，行信先生的愛音樂，純粹、健康、正面，沒與任何功利掛鈎，更不追逐時尚潮流。這就正如我過去所曾說過的：在目前的情勢下，中國不需要太多音樂家，而需要太多太多的音樂愛好者。行信先生就是這樣的音樂愛好者。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在評價某位音樂家或某部作品時，可以無拘無束，可以真誠而又坦率；其不故弄玄虛，也不清高自許。正是像行信先生這樣的音樂愛好者，才是專業音樂團體和專業音樂工作者，所最樂見所最歡迎的。他們不但會是音樂會最堅決的支持者，而且會是音樂會最有靈性學問的聽眾。是耶非耶？

從認識行信先生以來，我就很敬佩他尊敬他。一月十日晚，我與行信先生都出席了一個年會。在大庭廣眾中，我提到一八七七年年頭，莫斯科音樂學院組織一場音樂會，以迎接大駕光臨的文豪托爾斯泰。當托爾斯泰聆聽俄國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第一絃樂四重奏（作品11號）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時，即淚珠掛滿兩頰，並說“我已接觸到忍受苦難的人民的靈魂深處”。我接着開玩笑言之：“我與在座的余行信先生，就好像柴可夫斯基與托爾斯泰。”行信先生事後說我太抬舉他了；其實，正是他抬舉了我，因為他對我有着那麼多的關愛。

年會之後不久，我與行信先生，都處於巴望風停雨歇的封閉狀態。我寫東西，可以暫時轉移內心的傷悲；而他讀文章，自言可以得到片刻的安寧。那何樂而不為？在此風清雲淡之時，行信先生又在問我，下一篇文章會寫些什麼？這不就是我願意繼續執筆為文的其中一種原動力？

（二之二）

陳 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