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合有度 風光無限

—UABB澳門展館的大灣區城市互動意涵

深港城市建築雙年展是目前全球唯一以城市和城市化作為固定主題的兩年一度的展覽，立足其所在的珠三角地區急劇城市化的地域特點，關注全球普遍存在的城市問題，用當代視覺文化的呈現方式，與社會公眾廣泛交流互動，具備國際性、先鋒性、公益性。

在澳門文化局主辦、澳門建築師協會及澳門城市規劃學會協辦的“二○一九第八屆UABB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深圳）”之澳門參展計劃公開徵集活動中，天惟建築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董之文率領的團隊的提案主題“城 · 門”獲得金獎，並負責策辦深圳“雙城展”中的澳門展區。已於二○一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下午在深圳福田高鐵站成功開幕及展出。

本屆展會的議題主要是探討在日益加深的全球互聯和地區融合進程中，大灣區內城市與城市、城市與人，以及城市中人與人之間的聯動和交融的現象。虛擬——現實空間、人機主體、跨區域巨型城市群落中衍異出的新型關係，新的城市交互現象又將催化出怎樣令人預想不到的生活場景。

一、澳門館主題的背景與現象

二十一世紀，密集的高速公路與發達的鐵路網緊密地聯結大灣區的各個城市，物理空間的時空壓縮令彼此彷如比鄰；先進的互聯網技術及普及的智慧通訊設備在構建即時交流的平台，虛擬空間的聲光影像使人們如幻似真，城市交互日趨親密無間和脈脈相通。

“自由行”政策實施以後，每天在澳門看到與往不同的景象：關閘前人山人海揮汗如雨的遊客；早出晚歸往返於兩地的外來務工人員和棲居珠澳的居民；拖着食物雜貨的澳門老人接踵而至，手持化妝品與老婆餅的遊客行色匆匆；一方面普通話流行於巷陌之間，支付寶通用於商肆之內；另一方面繁體字、葡文路牌、靠左行的巴士還是依然如故。兩地邊界既清晰又模糊，兩城關係既緊靠又疏離。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國家戰略中，澳門定位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顯而易見澳門獨特的文化成了其自身的核心價值與城市競爭力。那麼，如何在融入灣區發展的同時，保持澳門的城市特質變得尤其重要，因為協同發展意味着城市之間的交流與互動，而互動無可避免地帶來影響與改變甚至趨同。

學者認為城市與人的任何互動必須相互認知，即交往的雙方主體必須通過直接與間接的方式了解對方，城市的門戶開放是關鍵。那麼，城市的門戶如何影響澳門與周邊城市之間的互動？

這引發了我們對門戶這個主題的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作為一個城市符號的“城門”不啻能詮釋澳門與大灣區城市互動的現象，亦為城市文化的影響因素的研究提供一個新視角。

二、澳門館的符號載體：門、城門與澳門

自遠古“築巢”、“穴居”之時便出現了門，發展至今小有戶門，大至城門。從最基本的單元“門”入手，嘗試挖掘“城門”與“城”的符號及其隱含的象徵意義。

（一）門

1. 門是空間聯繫的接口

門戶本意僅是建築的出入口，屬於房屋的建築構件之一。門戶又包括了門洞與門扇，人們簡稱為門，門永遠是建築立面刻畫的重點。當門脫離建築而獨立出來，便出現了革命性的變異，“廡，門屋也”，就是說門成為一個構築物或建築。但無論如何，其功能是“連接”，通過打開它，將兩個空間融合在一起。“門可以開合，通出入之地”。

“門將有限單元和無限空間聯繫起來，通過門，有界與無界的相互交界，交界於門這一永久可交換的形式”（Simmel，一九九一），於是門便成為解釋空間與邊界的一種哲學視角。

2. 門是空間領域的標誌

門將室內外空間分隔，產生自我與他人、私密與公共、封閉與開放的轉換，從“家門”、“城門”到“國門”意義如同一轍，它區分了家內外、境內外和海內外。限定領域的關鍵，便是開於實牆圍欄之城門，立於道路中間之牌坊和設於邊界之關卡，即使沒有明確的界線，但仍可建構領域感，門這種標誌物便成為邊界的符號。

3. 門是歷史文化的展台

門是面向歷史的一種洞開，觀察的切入點，透過門來看古風今俗。城市建築的門甚至體現了社會的理想憧憬、等級觀念、職能分工、空間調控、行為規範等（吳裕成，二○○四）。窺一“門”而見全豹，門的歷史成為歷史之門。“大宅門”講述的豈止是家族之恩怨情仇、聚散離合和盛衰興廢，還有兵燹不絕，禍亂交興和改朝換代之噓唏世事。

（二）城門

城門，首先是城牆之門，原指城樓下的通道，城門與門樓合而為一成為城市的實體建築，是城市面向域外空間的第一棟建築，因而城門是城市的“門面”，更是“城”的標誌和符號。例如天安門代表北京，甚至代表中國。

1. 城門是人流控制的關卡

城門是人們進出城市的通道，因而又是城市之門，是城市規劃結構的組成部分，與城門連接的通常是城市最主要的道路，城門是城市空間外延和內聯的重要節點。

古代城門既是市民生活的出入口，也成為外敵入侵的突破口。所以最原始的“城門”開始設人駐防，是城市防衛的壁壘。城門綜合了很多城市管理功能，充當治安稽查和稅收職能的限制出入的關卡。

城門更像閥門，開合收放之舉令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成為城鄉生活節奏的調節器（張亮，二○○九）。影響城裡的人，同時也就制約了城外的居民，因而城門成為城市地域空間的關卡，調節於隔絕與通行、急速與緩慢之間，達致於開合有度、收放自如之效。

2. 城門是商貿活動的空間

城市並不因為城牆的阻隔而封閉，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時刻進行着物資的交換，城門成為城市內外交流的一道橋樑。

由於處於交通要道的端點，城門開而熙熙攘攘，“市肆極盛，車馬塞門廑得入”，車轍馬跡是川流不息的烙印。“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雲集於斯，肩摩轂擊，竟日喧囂，此亦見國門豐豫之景”（張亮，二○○九）。城門商肆聚集，體現了城市的市場功能，成為城市內外人流、物流與商貿互動的空間。

3. 城門是信息傳播的平台

對城市管理者而言，告示貼於城門，“令往來者皆視而放”，利用城門作為社會公共空間，便於形成輿論。對於普通民眾來說，來自五湖西海的人流交匯於城門，形成巨大的信息流，城內居民間接地獲悉外面的動向，城外的人了解城內的世界，區位優勢使城門成為信息傳播的平台，是人們獲得資訊的一個重要途徑。

城門的開合體現社會理想與生活現實的妥協，人們雖然心懷夜不閉戶之憧憬，卻不得不關門落閂以求安枕無憂。城門緊閉是一種充滿歧視的屏障，隨着城門的打開，屏障已除，所謂“在德不在門”的“德”。城門裡取“在德”的姿態，城門外有“慕義”的感想，於是矛盾化解，城裡城外也就相安無事了（吳裕成，二○○四）。所以城門開放還是有助於城市內外人與人之間的信息溝通與社會互動。

（三）澳門

1. 澳門地理歷史的門

相傳澳門名稱的由來是它的地理位置與“門”的形象關係，並有三個來源。一是澳門內港的媽閣廟與灣仔銀坑形成的海峽如同門；二是氹仔、小橫琴、路環、大橫琴四島成十字門狀；三是澳門媽閣廟山和蓮峰山相封成“門”。

中國明朝政府在澳門營地大街設立的海關稱為“石閘門”與“紅窗門”；一五七三年建起的關閘是中華大地上出現的最特別的一道隔絕之門，葡萄牙人出關趕集採購物品，中國勞工早出晚歸，城門晨昏啟閉。當時澳門有一些病是無法醫治的，葡國人也有意無意地用門在地理上分隔，關閘門樓以前是一個真正在澳門使用的很重要的門。大門因為一五八二年利瑪竇的到來而慢慢開啟，從此中國與西方兩大文明不期而遇，碰撞、交匯、較量從此拉開了序幕（熊育群，二○一三）。

關閘雖然失去了當年關卡的功能，變成一個旅遊吸引物，但後面的澳門口岸仍在延續着其城門的功能。另外雖然城門沒有了，但城門的記憶還在，物理意義上城門的實用的功能退隱了，卻不可思議被賦予一個負載許多地域文化記憶的功能。

2.澳門城市意象的門

“澳門歷史城區”中多不勝數的南歐式建築有着各種各樣的拱門，它們不僅解決出入、通風、隔音和安保等最基本的功能，還體現了時代特徵、反映社會背景與社會文化的一種建築裝飾語言。“門”作為一種建築詞彙，構成澳門城市空間的文本。

澳門之門戶“關閘”是羅馬凱旋門式的紀念物，體現着邊緣空間的存在，上面的文字清清楚楚地對權力的宣示。現代的澳門城市一直沒有停止建“門”的步伐，大多成為一種城市意象的表徵。一九九三年完成的看似手掌拱合的融和門，一九九六年矗立在羅理基博士大馬路的東方拱門，都立意於澳門中葡文化的交匯與和諧，記錄着回歸前夕葡國人的心情和中葡友誼的象徵。

最後，著名的旅遊景點的大三巴，乃是聖保祿大教堂經受火災浩劫後剩餘的門面，姑且勿論它上面眾多的門洞，就看那整個建築造型亦貌似中國的牌坊，這個另類的城門符號迄今仍是澳門的城市意象，代表着澳門這個城市。

（上）

董之文

（國際旅遊與區域發展學會、澳門城市大學創新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