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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1月31日
第C07版:小說
澳門虛擬圖書館

獨酌

獨酌

*牛腸鍋*

“這樣大?還是那樣大?”

我用雙手在空中比劃着尺寸。除了“你好”、“謝謝”、“不行”,我的日語詞彙量就差不多到頭了。站在吧台後面的女侍應個子矮小,大概是晚上來做兼職的大學生,好像幾乎不會英文,無論我問甚麼,她都驚弓之鳥般點頭。縱觀這家在福岡天神的牛雜鍋名店,一共只有八個座位,才下午六時已坐了半滿。大家都不敢正眼看我,卻又全都偷偷打量着,彷彿我是無事生非來討小錢的黑道初哥。店裡沒有約會或派對氣氛,不少女孩子像我一樣,孤身前來,默默等吃。空中飄蕩着酒精、內臟和長日將盡的頹廢氣息。

“大?還是小?大?小?大……?小……?……聽得懂嗎?Hello?”一直重複着幾個英文單詞的我開始氣急敗壞,嗓門想必也是越來越響。

“那是一人份。一個人吃完沒問題,我也是點這個。”

坐在我左邊的女孩爽快地用英文回應我。像汪洋中聽到貨輪的馬達聲。像密雲中透出一道光。不徐不疾,口音不算濃重,淡定得像個不沾鍋。

“相信我。”在我還未反應過來的空檔中,她補上一個幾乎看不出的笑容。

“啊太好了,待會兒我還想去屋台吃宵夜,晚餐不想吃太飽。真感謝您。”我和她之間隔了一個空座位。那是一月底的寒冬,所有客人的手袋和大衣都掛在牆上,我覺得安穩了,邊說邊把杏色羊絨圍巾和黑色羊毛報童帽逐一脫下。

“您好,要這個牛腸鍋套餐。加一瓶清酒。冰的。”我用不修邊幅的手指指着日文菜單,再豎起食指比一個“1”。左邊的女孩這次自動自覺幫忙翻譯。女侍應比我更如釋重負,連忙用日文向女孩道謝。

“想要甚麼樣的清酒?”

“不曉得,有甚麼推薦嗎?好的日本酒就行。”

她叫侍應多拿了一個杯子,用她的瓶子倒酒給我。“您嘗嘗。喜歡的話,再點就好。”她喝的是松竹梅的“豪快”,冷用辛口生酒,不是甚麼高級貨,拿來配草根味濃、重鹹的福岡牛腸鍋倒是對味,就像在夏天的北京街頭擼串,得配一瓶幾塊錢的“北冰洋”;在台北小攤吃鹽酥雞,配一罐黑松沙士或台啤才暢快。一口生酒下肚,我綻出一個笑容來:“挺好。”她從容自若地幫我用日語叫了一瓶。

日本的每家食店都是一個自成的宇宙,有一股說不出的、內在運行的氣流,我用英語和身體語言搞得一屋子人很緊張,唯獨她輕輕鬆鬆三言兩語撥亂反正解除警報。我已經不知多少次在日本的居酒屋或料理店被陌生人搭訕,圖謀不軌的大叔、苦悶不堪的上班族、乳臭未乾的大學生、想趁機練漢語英語的侍應生……唯獨她,氣場既不像遊客,也不像本地人。

口腹之慾得到保障後,我才有心思仔細端詳一臂之遙的她。亞麻色的短髮明顯經過仔細挑染,小麥色的皮膚,不像日本女孩常見的細嫩,也沒有混血兒的立體輪廓,更像是在海灘曬多太陽的結果,目測三十五歲,她後來告訴我已經四十。日本女生嘛,妝容通常都完好得讓港澳女生不敢直視,我也不敢怠慢,畫了眉毛,塗了口紅才敢離開旅館大門,其餘的,天然去雕飾,翻譯成白話,就是自暴自棄。我的年輕比起她的巧手,算打成平手。其他人都有一種看珍禽異獸的警戒,我和她,大概是店內唯一沒有感到“女生獨自外出用餐是一件事兒”的人。

她叫麻衣。山本麻衣。她用指尖在我的手機屏幕寫上漢字。

“日本人的名字都是山啊水啊川啊野啊林啊木啊……真的好愛大自然,好環保主義。”三杯酒下去,我已開始大放厥詞。麻衣雖然很討厭日本的某些民族性,譬如群體主義,但以身為日本人為榮,叫我不要拿日本人的名字開玩笑。我馬上申辯自己對日本文化的愛慕,喜歡日本人的名字裡不只有“自己”,還藏着天地,萬物有靈的概念在這裡得以貫徹。

帶着酒意的預感都特別準。我覺得和麻衣可以當不止一頓飯的朋友。

美輪美奐的鍋子很快就被端上來。豆腐、高麗菜、蒟蒻、雞肉丸盆滿鉢滿,鍋底是白味噌和大蒜,當然還有主角鹿兒島黑毛和牛牛腸,但最引人注目的,還是最上層的大量韮菜和白芝麻,暗香浮動,沒多久全都歡欣地冒着泡,翻滾的奶白色湯頭像一床温軟的棉被。麻衣比我先到,早已吃得八八九九,彷彿是為了等我,又追加一份麵條。讓麵條吸飽牛雜的精華,那是最聰明、內行的吃法——粉絲容易過濃過鹹,有嚼勁的圓管拉麵反而更搭。

麻衣是東京土著。但看起來更像關西人,爽朗,外表飽經風霜,聊下去城府卻不算深。整家店的人都豎起耳朵聽我們用英文聊天,我倆也很配合地講些不着邊際的話。我跟麻衣說,今天剛從澳門到福岡,明天去太宰府,再去佐賀、武雄、雲仙、長崎,看完長崎燈會再折返福岡;麻衣的行程和我完全相反。她已在九州獨個兒旅遊一周,明天往北到門司港,再飛回東京上班。我不斷打探九州的一切、日本的風俗、學幾句點菜時用得着的日語。麻衣千叮萬囑,要抓緊時間到東京去看“顏真卿特展”。

“我也很想念東京。好吃的店太多了。”

“下次來東京找我。可以住在我家。”她雙眼有神地看着我,笑意不減:“真的。我說真的。不是客套話。”

我停頓幾秒,回了她一句客套話:“好啊。”

入鄉隨俗。輕易服從。不會耍嘴皮子空中樓閣,常常可怕地說到做到。我覺得我夠格當一個日本人。

“雖然不是常常下廚,但我煮的菜都還不賴。咖喱、漬物都是拿手菜。”她還有圖有真相地把手機裡的下廚照找出來給我看。照片裡的菜都是雙人份,有並不高超但尚算精緻的擺盤。

“你和家人同住?”

“我自己在外面租了房子,以前住在築地市場附近,現在搬到新宿去。”

我想我應該是一副突然雙眼發光的樣子吧。“築地市場的壽司店真好吃啊,那裡的拖羅教人畢生難忘……今天中午本來也想碰碰運氣去看‘鮨行天’會不會有位置,好想吃到正宗的江戶前壽司呢,不能網上預訂真是頭疼。看着厲害的師傅握壽司,那個畫面真的性感得不得了,有一次在小樽的壽司吧台看着某位師傅的巧手看得入迷,明明肚子已經吃撐了,還一直點、一直點。”

牛腸鍋越吃越鹹,麻衣的生酒喝完了,點了冰啤酒問我要不要。我想不到拒絕的理由。她搶先幫我倒了滿杯,我用很日劇的方式拿着杯,用日語笑着叫了一聲“謝謝前輩”。

“可惜築地市場沒了,好東西都留不住。澳門很難嘗到好吃的壽司嗎?”

“倒也不是,只是貴,不是一個檔次。”

“這怎麼說?”

“有一次我在澳門街頭走着走着,突然被日本的綜藝節目拍攝組攔下來街訪,請求推薦附近的日本料理店。這種事情我也是熟能生巧了,到現在還搞不清是因為長得慈眉善目,還是天生一張吃貨臉,總之每天都會被旅客攔下來請求推薦餐廳好幾回。我那天就傻乎乎地跟兩個在鏡頭前裝瘋賣傻的主持人說了心底話:A餐廳不錯、B餐廳很棒、C餐廳更讚……講完導演都喊重拍:還有別的嗎?還有更好的嗎?”

“好奇怪哦。為啥?”

“我終於在他們快要僵硬如石頭的無言笑容中搞懂了一切。我問旁邊的翻譯人員,是哪家。D餐廳,她用廣東話回我。難怪,高大上,不是給平民百姓吃的,比‘鮨行天’還要貴上好幾倍。現在的名廚豈止是影視明星,還是一場造神運動。我看着攝影機鏡頭假裝想了想,用金馬獎影后一樣的演技配合地說出了預設的對白:‘D餐廳。’他們笑着放我走了,七八個人在熙來攘往的街頭頓時鬆一口氣。”

“哈,對。很日本人。”

“不對。聰明人擅長用問問題的方式塞給你答案,日本人合起來用沉默遞給你答案。港澳人的問題是把所有事情都當作‘問題’,中國人的問題是把問題不了了之。”

我用七八分鐘時間給麻衣科普了一下葡萄牙、澳門、福爾摩沙、後殖民之間的關係。她不住點頭,估計只聽懂了百分之十。甲午戰爭、一戰、二戰的時段都跳過了,當然也技巧地沒有提及抗戰時期澳門作為中立區的事情,以及種種至今未解的恩怨情仇。對我們這輩人而言,彷彿二十世紀末才是歷史的開端。

“那我先幫你解決一個問題吧。哈哈。鮨行天。現在打過去。明天中午可以嗎?”麻衣二話不說,把手機掏出來開始搜索店家電話。她看到美食網站上的人均消費值時猶豫了一下,禮貌地問我:“你大概知道價位的吧?”“知道。沒問題。回去大不了捱餓一星期。”

“摩西摩西……”

奇蹟沒有發生。問題沒有解決,至少讓我死心。早該聽旅遊指南的勸告提前半年預訂。

“搞不好也不過是福岡版的D餐廳。”麻衣俏皮地壓低聲說:“對了,你剛才說想去吃宵夜?一起?”

麻衣用問問題的方式塞給我答案了。

*拉麵*

走路去拉麵店的路上,我倆其實都已有一點醉意。我打開谷歌地圖,找她說的那家店的定位。地圖上顯示十五分鐘的路程,我倆有意無意地走了一個小時。也好,多走走路幫助消化,才有力氣吃下一頓。麻衣穿着棕色皮大衣,沒戴帽子,在寒風中走得瀟灑,並沒有傳說中那種日本人很在意的“社交距離”,我感覺她下一秒、下一個路口,隨時可能主動挽着我的臂彎,像兩個認識多年的閨蜜。

不斷走錯路,也不時停下來看路上的特色店舖。作為遊客,還有個翻譯人員陪伴左右,我有甚麼好害羞的。

我想先去野外用品店逛一逛,如果不介意的話。麻衣問為甚麼。

“聽說日本人很愛登山,日系的登山裝備、羽絨衣質量好又可愛漂亮。”

“真的嗎?我倒是沒注意。你喜歡爬山?”

登山店像大型便利店般貨物分明,色彩繽紛,野外炊具、繩索、登山杖、頭燈、壓縮即食米飯一應俱全。我和麻衣像走進了小型迷宮,隔着貨架,漫不經心地翻着專業工具,斷斷續續地對話。

“我這輩子最討厭的事情之一,就是爬山。但有些朋友很愛,我也因此被拉去荒郊野嶺、氣喘如牛地爬了一座又一座。日本有沒有藥可以治這種討好型人格?”

“朋友?登山?男的吧?他怎麼沒來福岡?九州的山可多了!”二月的福岡很冷,登山用品店暖氣足。麻衣壞壞地笑。

腦中閃過所有和他出海暢泳、徒步登山、環島單車的畫面,冬天的肌膚記起汗水如何一滴滴流過胸口,濡濕背面。我和麻衣還沒有熟到能把往事和盤托出的地步,只好蹲下去翻找羽絨睡袋,假裝沒聽見。

後來我兩手空空走出店外,麻衣早已在凜冽寒風中一邊打電話一邊等我。單憑麻衣說話的語氣,電話的另一頭肯定是個男人——即使我幾乎聽不懂日語。不是談事情、報平安、撒嬌,而是炫耀,一種想讓曖昧對象吃點醋又無傷大雅的炫耀。

她很快掛掉手機,露出心滿意足的微笑:“走吧!”

不斷的迷路繞路,為彼此製造了說話的機會。我知道她進了料理店就和我一樣,只會講無關痛癢的東西。在等紅綠燈的瞬間、斑馬線前,她直截了當說半年前離了婚。

“啊對不起!……噫,不對,等一下,還是我應該說恭喜啊?”

麻衣笑而不語。

“怎麼分了?”

“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喝酒,不愛泡夜店。我很愛喝酒、愛玩。”

“你剛才也就喝兩小瓶嘛。日本人酗酒的定義這麼嚴?”

“反正那陣子天天喝。去夜店喝、去KTV喝、去酒吧喝,但我有一個原則,要喝就呼朋引伴,絕不獨酌。離婚後,就沒規條了。”

“因為沒人管啦?”

“我一直很喜歡吃北京烤鴨,在日本吃這個不便宜,但也不算特別貴。我以前就規定自己,要拿到甚麼業績了、辦成一件甚麼大事了、過生日了,才能去中華料理店點烤鴨吃。辦完離婚手續那天,我就約了朋友去烤鴨店慶祝,其中一個女友反問我:‘誰規定的呢,平白無事也可以吃烤鴨啊。做人為甚麼要自我設限啊?誰在阻止你討好自己呢?’我想,對啊,誰規定一個人不能偶爾安安靜靜微醺着過日子的?”

“有小孩不?”

“幸虧沒有。我們有保持聯繫,彼此問候,還是朋友。”

“我其實不是很明白結婚的人都怎樣活下來。你覺得離婚後有變得比以前快樂嗎?”

“我有。他好像沒有。”

我們穿過熱鬧的歌舞伎町,牛郎店的帥哥廣告像香港的“補習天王”廣告那樣毫不遮掩,站在門口的皮條客打量着每個路人,一副有麝自然香的高傲淡定,念念有詞歡迎我們來高興高興。霓虹燈映照着活力四射、數之不盡的居酒屋,地上水漬處處,狹窄的街道在夜色的掩護下不斷自動增生,川流不息的人們,穿着羊毛大衣或真假皮草,讓整個街區都帶着蕨類的毛絨枝葉般的質感。

轉到暗巷,一間已經打烊的手工皮具店傳出爵士樂聲。裡頭有個帥氣的日本大叔示意歡迎參觀,我便推開玻璃門進去了,好奇地瀏覽那些靈巧的手作。帥大叔把六角形小錢包遞給我,啪啪地把鈕扣逐一打開,用日語說:“放零錢用的。”我學日本電影裡的傻白甜,用日語誇張地回覆:“是哦~”“好厲害耶~”。他再丟來一個問題,我便招架不住,原形畢露。麻衣用日語幫我解圍:“外國人。只會幾句日語。”

“哪幾句?”

“好吃。可愛。你好。早安。謝謝。再見。稍等一下。好舒服。不好意思。沒關係。乾杯。”

“夠用了。夠用了。”

帥大叔放棄了我,直接開始和麻衣攀談,我很識趣地到遠一點的貨架上翻翻皮包和皮帽。麻衣和同胞在一起的時候,變得相當“日本”——有禮、客套、點到即止、笑容美麗而空虛。

最後誰甚麼也沒買,麻衣也甚麼都沒得到或失去,包括聯絡方式。萍水相逢罷了。我們向店主躹躬道謝,轉身離開。

“不感興趣哦?”

“包包嗎?”

在東京,宇宙萬物唾手可得,麻衣說她在九州沒甚麼購買慾。

“你明明知道我說的是人。”

“聽說日本很多女生婚後就是全職家庭主婦。”

“我前夫是個黑人,非洲摩洛哥。不來這一套。”

“難怪你英文這麼好!”

“他來日本很多年了,日語一般般,當外企主管,是個好人,但做甚麼都嚴肅得要死。我們現在偶爾也會通電話。”

“剛才那個電話是他?”

“不,是我上司。”

“放假也要接上司電話,真是好員工呢。我都巴不得整天手機關着。對了你是做甚麼工作的?我好像忘了問。”

“精神復康機構。”

“心理醫生那種嗎?治不治抑鬱症?”

“有點像,但嚴重些,照顧重度精神病患者的私人機構。”

“智障那種嗎?”

“譬如說,前天有個女院友,聲稱要把整個中心的人都殺了的那種。”

“工作不輕鬆啊,聽起來挺危險的。全私營?慈善團體?能住進去的非富則貴吧?”

“算是有政府支持的私人企業。坦白說,‘311大地震’和福島核事故後,生意好得不得了。我是行政主管,不是醫生,也不算太危險,工資待遇還不錯,就是病人情緒時好時壞,突發情況比較多。”

“剛才是壞的情況?”

“哈哈不是啦。上司問我九州好不好玩。”

“靠!下班了還要應酬他?大家都說日本上班族每天瘋狂加班,晚上還得抽時間和同事上司去居酒屋聯誼。光聽我都覺得抑鬱。”

“也還好。我其實很享受,反正回到家也是一個人,下班後一群人熱熱鬧鬧挺好的。”

“你們到底治不治抑鬱?”

“你有?”

“前男友。以前不知道怎麼和抑鬱症的人相處,老是給他們打氣喊加油,彼此都累。”

“我們這類病人也有,但一般都是重度的,像精神分裂、人格分裂、自殘傾向,抑鬱相對好處理些。”

“我看抑鬱也是很難搞的,連興趣也可

以說厭倦就厭倦,更何

況對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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