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軼事

《圍城》一書，記錄偽博士方鴻漸留洋歸來之後在婚戀、事業上的種種可笑可歎、時喜時悲的際遇，巧妙而深刻地展現了舊上海與民國社會的炎涼世態、以及知識階層的魚龍混雜、鉤心鬥角，可以說是很有代表性的民國時期之人情小說。德國漢學家莫宜佳將其定位為“社會小說”，應當是從德國文學及西方文學傳統的角度着眼。

“社會小說”是西方文學中的一個類型，發端於十八世紀，一度流行於十九世紀，並成為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所慣用的小說類型。“一戰”之後，由於西方社會陷入動盪的轉折期，“社會小說”再度勃興，創作這類小說的作者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重要的人道主義作家。社會小說的基本特點是著重表現人的社會生活以及社會與人性的相互作用。

《圍城》自序說，這部小說是要把社會面貌的描寫與人性的揭示結合起來，這與社會小說的基本創作傾向如出一轍。西方社會小說常以諷刺和同情的筆調描繪出眾生相，《圍城》卻給一些論者以缺乏同情心的印象。在我看來，《圍城》這部小說雖然極盡刻薄之能事，但骨子裡卻透悲涼之氣與悲憫之意。《圍城》俄譯本譯者索羅金稱其表現了“社會批評的精神”和“人道主義的傾向”，可謂目光如炬。

據莫宜佳自述，她是在一九七八年參加意大利舉行的一次國際漢學會議時，首次接觸錢鍾書。在那次會議上，錢鍾書用英語演講，完全不需要看講稿，脫口而就，精彩紛呈。莫宜佳回憶說，“和錢先生的相遇，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他給我打開了通向中國文化之門。認識錢先生使我突然發現，我以前想像中的中國不是整體的，只是一個小局部。於是我決定和我的中國朋友史仁仲翻譯《圍城》。這個工作，為我大大開闊了眼界。”

龔 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