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研究清代碑學之作

書法是我國國粹之一，也是我國所獨有的。它匯聚了形下之技與形上之道。自殷商甲文以來，漢隸、晉帖、唐碑，各具特點、各領風騷。到了清代，清儒多博學多方，學貫古今，於書學技法、理論皆有建樹，影響甚大。它是研究我國書學極重要的對象。華北電力大學吳高歌教授，讀博期間專研殷契吉金，畢業後師從書法泰斗歐陽中石先生，潛研書法史，研究清代書學十數年，積厚薄發，終於寫成《清代碑學研究》。它是吳教授研究清代書學多年的成果，也是對學術界、書法界的一大貢獻。

本書從清代全史、書法名家個別研究、名家之間關係諸角度，闡論清代碑學興起、演變及其對後世影響諸問題。全書共十五章（若計導論則為十六章），約三十五萬字，洋洋灑灑，一代書學之演變及其與學術史的互動，盡括於此。就所論書法名家言，有翁方綱、阮元、沈曾植、康有為等，其中專論阮元書學南北論二章、論康有為古今學及其他書學理論五章，則有為是清代碑學的重鎮。其次為阮元，他倡書法南北分派說，為清代書史之一轉折點。本書既論清代碑學，則論清儒如何提倡碑學，因此也論述唐碑泰斗歐陽詢、顏真卿及晉帖在清儒心目中的地位、影響，最後論清儒“碑學”與“帖學”背後的文化意涵。如此，本書論述清代書學演變，以人物為主線，以碑、帖地位升降為中軸，其中夾論晉帖、唐碑的影響及其在清儒心目中地位的變化，使清代書學綱舉目張，讀者能一目了然。

通觀全書，筆者認為著作有幾方面特點：一是以人物為主線，強調人物思想及其理論；二是闡論人物之間的種種關係，以見其師友交遊、理論傳播情形；三是論清儒對碑、帖的意見，以碑、帖地位升降為主軸；四是結合書法學與學術史的關係，在清代學術史的大背景下闡論書學。這樣，書學理論演變之跡及其內外因緣，莫不纖細無遺。讀其書，而能知人論世矣。

本書以人物為主線，可謂深得國史之精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屢屢申述，國史極重人物，強調歷史人物發揮重要、主動且積極之作用。本書每提到書法家，必先論其生平，尤論其與書法相關的事跡，次論其書學理論及理論淵源，最後評騭其得失。吳教授的評論極有內涵、富有史識，如說“作為書法的一種流派或思潮，它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在固守傳統與嘗試新異之間總會有諸多反覆、對立，甚至直面的論爭。士大夫之間的交遊及學術上的相互陶染，或許從一定程度上彼此影響，但最終決定自身審美取向與書法標準的，仍然是對於書法本身與藝術原則的認知和理解。”“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在固守傳統與嘗試新異之間總會有諸多反覆、對立。”不僅書學發展如此，文學、哲學、文明之發展演進也莫不如此。

學術貴創新。本書重點之一是論評康有為的書法學。吳教授對康氏書學進行通盤論述後，提出一己之見，認為康氏乃一經學家，而非史學家，批評“他用經學自身的符咒鑄成的懷疑論打破了清代漢學的迷信，但同時也放棄了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因而無論是其政治行為還是學術研究都會有偏激，甚至自相矛盾之處，書學當然也不例外。”言簡意賅，畫龍點睛，數句即能點出長素治學常常出現矛盾的特點。

在提倡我們文化自信時，學者必須在傳統文化某一領域做出貢獻，對民族文化有濃厚的溫情與敬意，在學問上繼往開來，提出新觀點，把個人之學術小生命與傳統文化之大命構建成生命共同體，這樣才能做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吳教授深諳傳統文化，尤精儒、道，有強烈的家國情操。本書不僅為研究清代書學的佳作，且是一本學術研究的典範：它“整轡高衢，驤首天路”，“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

楊兆貴

陳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