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運動”的童年學習年代

也許像人們所說的，年紀大了，近的事情經常忘記，但是以前的事情卻記得清楚。最近，看着上學和放學的時候，每所學校的門口總是人頭湧湧，不由得想起小時候自己上學的情景。

那時候並不是每個村都有小學，更沒有托兒所、幼兒園，一上學就是讀一年級﹔也沒有所謂要“贏在起跑線”、要讀名校的概念，因為根本沒有學校可挑選，有書讀就好。

我上學的時候是六足歲，那時上學和放學是沒有人接送的，個個都一樣。學校離家不遠，也就是走十來分鐘的路吧。記得第一天上學是由大我兩歲的堂哥帶我去的，堂哥帶我到一年級課室後，就回去他的班級。臨走時眼睛瞪着旁邊的小同學，對我說，如果有人欺負你，就告訴我。不知道是他的恐嚇起作用或怎麼樣，真的沒有人欺負過我。也許是鄉下的人比較淳樸，有的人認為農村的孩子比較“野”，其實不然，小孩子吵架最多像公雞相鬥那樣，沒有所謂校園欺凌這回事。第二天以後，上學時就與家居附近的同學打招呼，大家一起上學。而放學回家時，學校會組織“排路隊”，即相同或相近村落的學生排成一隊，由高年級的同學負責帶領，回到家就散隊。因此沒有家長接送這回事，但也很安全。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童年似乎是讀書與“運動”糾纏在一起的，或者說，是在“運動”的背景下讀書。

我是“左撇子”，從小習慣用左手拿筷子吃飯和做事情。小學一年級學寫字時自然而然用左手，但那時用左手寫字被認為是錯的，而老師也是挺嚴厲的，一定要我用右手寫字。不過，到了二年級，老師不再嚴厲要求我用右手寫字，我也不由自主地恢復用左手寫字，所以我左右手都能寫字。直到後來我才知道，那時正值“反右派”運動，由於二年級的班主任（通常教語文）被打成右派分子，不敢亂說亂動，因而才由得我用左手寫字而不敢糾正。

到了我讀三年級時，已經是人民公社、大躍進時代。隨着“公社化”進程，走向“共產主義”，各家的鍋都被砸爛，拿去煉鋼鐵，大家都到食堂打飯吃，實行“大鍋飯”。我們小學生也到學校寄宿，所謂寄宿，其實只是在學校禮堂，鋪上稻草和草蓆當宿舍睡覺。

有趣的是，才八、九歲的我們，也似懂非懂的參與了當時的各種“運動”。比如“滅四害”，班裡佈置了任務，每個同學要消滅多少隻老鼠，就以交多少老鼠尾巴計算，放在火柴盒交給班長。不過，哪裡有那麼多老鼠、那麼容易捉呢？於是，小小年紀就在大人的指導下作假，把一隻老鼠的尾巴斬成兩段，就成兩隻，再將老鼠尾巴中間的軟骨抽出來，又多了一隻，放在火柴盒交給老師，就算完成任務。還有，為了消滅麻雀，大人們拿着鐵面盆、鍋蓋之類，在田頭敲打，嚇跑麻雀。不幸的是，有一個不懂使用鳥槍的村民用鳥槍打麻雀時，眼睛反而被火藥燒傷。雖然及時用清水沖洗，但那時候鄉下沒有什麼醫藥，後來眼瞼不斷化膿。而我們學生每個人都要用破舊衣服做一個稻草假人去驅趕麻雀，我的假人放在田裡一會兒就不見了。因為我的稻草假人是用媽媽的衣服做的，雖然衣服是舊的，但在村裡人看來還很好，於是偷走了。

（二之一）

郭濟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