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碾壓下的小國民眾

大國欺負小國，強國欺凌弱國，利益永遠大於友誼。那些環繞在大國周邊的小國民眾，對於大國的心態，除了無奈和恐懼，更多的是愛恨交織。芬蘭影片《我們的一九四四》，提供了觀察小國民眾對旁邊大國態度的一個獨特視窗。

影片講述愛沙尼亞青年裹脅於蘇德戰爭，最終成為二戰炮灰的英勇故事。影片沒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是非觀念，也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標準尺度，無論是參加了蘇聯紅軍的“紅色愛沙尼亞人”，還是參加了德國黨衛軍的愛沙尼亞人，他們眼裡只有親人、祖國、故鄉和同胞。

人口僅一百餘萬的國度，一九四○年被蘇聯吞併時，五萬五千人被編入紅軍。翌年又被德國佔領，七萬二千人被征入黨衛軍。在二戰將要結束的一九四四年，蘇聯列寧格勒方面軍打到愛沙尼亞邊境，蘇德為爭奪納瓦爾地峽進行了一連串的戰鬥。

影片中的愛沙尼亞黨衛軍卡爾·泰咪克是一個具代表性的人物，在所有的鏡頭裡，他都顯得鬱鬱寡歡，總是思念被蘇聯驅逐到集中營的父母和小妹，他為自己當年沒有及時通知親人藏匿而自責不已。戰前他確實是一個不思進取、渾渾噩噩的青年，殘酷的戰爭讓他成長，也讓他懂得了責任感。

他們勇敢地阻擊蘇軍，並不是為德國而戰，而是憎惡在歷史上長期欺凌他們的俄羅斯人。阻擊戰後，當地方政府官員上前線慰問，給每人發一張希特拉的照片，還振臂高喊“希特拉萬歲”時，人人嗤之以鼻，不僅明確拒絕效忠，還譏諷希特拉為垃圾。身為黨衛軍的他們，雖然勇敢打退蘇軍的進攻，但並不認可自己是屬於德國“雅利安人的一份子”，他們身穿德軍服裝而心屬愛沙尼亞。

戰士在德軍撤退的關頭，為了讓路上遇到的婦幼能更安全轉移，在排長薩瑞斯特帶領下，自願前去設伏蘇軍，不過與他們交火的是威爾上校的愛沙尼亞步槍連隊。當薩瑞斯特讓大家“撤到森林裡”時，威爾上校急令部下停火，只因對方是愛沙尼亞人。在戰火紛飛時刻，同胞之情遠勝生死大敵。

步槍連隊裡只有克雷莫爾是俄羅斯族人，老兵普羅克洛雖也來自蘇聯，但其祖母是愛沙尼亞人，故在其他士兵眼裡，普羅克洛是自己人。代理排長尤里負責打掃戰場掩埋屍體，當普羅克洛不願把雙方喪命的士兵埋葬在一起時，尤里還執意在墓碑上寫下“三十一名犧牲的紅軍戰士”，因為他們都是愛沙尼亞人。

當德軍在南部半島被殲滅，愛沙尼亞步槍連隊在森林裡搜到五個十幾歲的孩子，他們是被迫加入德軍的，也沒有上過前線。威爾急切吩咐大家：“安靜，別開槍！”但克雷莫爾卻命令尤里帶人槍殺那些孩子，尤里拒絕執行，結果被槍斃了。當他轉而逼迫威爾，並想除之而後快時，老兵普羅克洛的槍響了，克雷莫爾應聲倒地。威爾要那些孩子們趕快脫掉軍裝回家去。

無論加入了哪個陣營的愛沙尼亞軍人，勝與敗對他們而言，似乎無關緊要，他們不想探討交戰雙方誰對誰錯，他們只在乎自己的故土、家園，只關注親人、同胞，他們期待藍黑白的三色國旗能在首都塔林上空飄揚。然而，無情的現實硬生生把他們綁在戰車之上，他們只能被動的參戰，把生命獻給大國的祭壇。

我們能從《我們的一九四四》看出，小國民眾不一定全都認同大國，更不一定願意依附。

盧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