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鏡明大姐

如果不是一九八六年夏秋之間，在廣州東山“閱報欄”看到一篇介紹美國詞曲作家福斯特的文章，我不會冒昧給刊載這篇文章的《深圳特區報》投稿。同年九月二十七日，該報報端出現我為她寫的第一篇作品《金力，獨享三個第一》。

我是在一九八七年春天旋即結束時，才在《深圳特區報》與處理我稿件的編輯趙鏡明大姐見面的。至今難忘趙大姐給我的第一印象：心靈正直純良、姿態清淡端淑，她使我一下子拋開了作者與編輯間的距離，毫無戒心地無話不談。

因緣如此，從歲月靜好的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三年，我在《深圳特區報》發表了至少五十一篇文章。其中有多篇文章被收入《深圳特區報叢書》：如由趙大姐和她的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好拍檔葉秀峰大姐主編、於一九九四年五月出版的《我的書齋》，一九九五年三月出版的《藝林采英——生活、藝術隨感錄》。

尚算心志平允的我，至今還收藏着趙大姐給我的一些文字清明、韻致溫潤的信件。她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六日的信中說：“我們評議一九八七年度好作者時，都提到你了。你為我們副刊寫了許多好稿，又很及時……”其實，都是隔了二十多、三十多年的前塵舊事，倘若沒有文字記錄，應該大半忘卻了。類似的鼓勵和獎勵，立此存照的還有一九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的一封信，趙大姐在內中道之：“我和老葉推薦你為優秀通訊員，故報社發了獎，略表心意而已。”沒有忘記我還曾專門為一九九○年第二期的《深圳特區通訊》，寫了《我為〈深圳特區報〉寫稿》一文，以表白我對《深圳特區報》的感恩，尤其對“為我作嫁衣裳”的趙大姐、葉大姐的感恩。

原來在《光明日報》文藝部工作的趙大姐，對深圳聽眾懷着強烈情感、清澈胸襟。她曾在給我的信中云：“我深感深圳地區年輕人的文化知識修養差，他們熱衷的是香港歌星，對古典音樂或民族音樂一無所知。因此，想利用‘周末版’做一點普及工作。我想，這對深圳以外的讀者也是有好處的。”在另一封信中，她談到上海交響樂團在深圳的一場音樂會：“他們在深圳演出，首場我去看了，氣氛很熱烈，使我感受到以往在北京聽交響樂的情景。看來，在深圳普及交響樂，似乎有了希望。”這都是多麼值得讚歎的品格和秉性。

雖然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我沒有再為《深圳特區報》寫些甚麼，但心底仍然常常惦掛着趙大姐、葉大姐，只遺憾未能在有空時當謀一見。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千方百計地找到葉大姐的哲嗣潘汀波先生的電話，卻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地驚悉，趙大姐竟於三個多月前的八月十日不幸辭世！這使我頓然萌生愧疚之心，並因之促使我寫了上述文字，以作為永遠揮之不去的紀念。

陳 遠